接受冷水浇灌的文学幼苗

有人说中国是文学的国度，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拥有诗经楚辞建安古风唐诗宋词，有左传国语史记唐宋八大家这些成就。而五四之后的文学，无论今天怎样高度评价，百年之后，人们还在阅读的篇章可能有限。

有限不是没有，也不是说没有大家。我心中的大家是王鼎钧。

中国文学传统以抒情为主调，议论次之，最欠缺的是叙述。然而，我们却有一位擅长叙述大手笔，在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史记》这部伟大的叙述作品。可惜后代学子没能接续。

对于造成这种千古遗憾的原因，不是本文要探索的话题，这里只讨论王鼎钧。

如果说司马迁选择的题材与他的手笔一样巨大，那么抛开手笔，只对内容进行考量，《史记》仍然是重要文献。因为内容的重要，后世读者在为内容而阅读时，就领教了司马迁的手笔。而王鼎钧的手笔，我认为在叙述上接续了司马迁，抒情和描写要比司马迁胜过一筹。这不是我的夸大其词，有王氏的多卷本回忆录和《左心房漩涡》作证。

王鼎钧的文学发蒙期，伤感文学还在方兴未艾，口号式的宣传文学已经抬头。作者是插班进入兰陵小学的，校长对他测试时，要他解释吴佩孚的《满江红》首句“北望满洲”是什么意思。他回答，“很悲痛的看一看东北三省。”校长很惊讶地看了作者一眼，告诉他没答对，但是插班批准。由此，我们既能看到作者的文学天赋，也能够感受到当时的精神风尚。

我们庆幸作者碰到一位优秀的作 文老师，他就是王思璞荆石先生。

荆石老师为王鼎钧打下了沉稳、写实和简洁的叙述风格。这正是司马迁所追求的语风，也是许多文章家心仪但望而却步的功夫。

有一次，我在作文簿上写道：

时间的列车，载着离愁别绪，越过惊蛰，越过春分，来到叫做清明的一站。

大老师对这段文字未加改动，也未加圈点，他在发还作文簿的时候淡淡的对我说：“这是花腔，不如老老实实的说清明到了。”

又有一次，我写的是：

金风玉露的中秋已过，天高气爽的重阳未至。

他老人家毫不留情的画上了红杠子，在旁边改成“今年八月”。

回想起来，大老师提倡质朴，反对矫饰，重视内容。他朝我这棵文学小草不断的浇冷水，小草受了冷水的滋润，不断的生长。这一番教导对我的影响太大、太大了。

人人都希望得到温水的滋润，很少有人愿意或能够承受冷水的浇灌。这要看那是什么样的冷水，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机浇灌什么样的人。荆石老师法眼看人，知道王鼎钧是乔木的幼苗而不是肥硕的蒿草，能够掌握“冷水”的温度；王鼎钧的心理品质和自我期许，也能够承受冷水的浇灌，在挫折中成长。在此，我们感谢荆石老师，没有他，王鼎钧这棵文学幼苗，即便长成参天大树，也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在中国文学的延续中，需要的不是多一个巴金，而是出一个王鼎钧。

一个人的写作水平，是在自己选定的基点上攀升的。王鼎钧说过，战略上的失误，战术上不能补救。因此，选择起步的海拔高度和攀升的方向等于确立战略，养成好习惯则是战术，这两者都找准了，才会有后来的成就。

（荆石老师）说，文笔一定要简洁。国文课本里有这么一个故事：敌人占据了我们的城池，我军准备反攻，派一个爱国的少年侦察敌情，这少年在午夜时分爬上城头，“看见月色非常皎洁”。

看见月色非常皎洁！全课课文只有这一句写景，大老师称赞这一句写得恰到好处。为什么到了城头才发现月色皎洁？因为这时他需要月色照明，好看清楚城里敌人的动静。他说，倘若由俗手来写，恐怕又是“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蔚蓝色的天空”，一大串拖泥带水的文字。

王鼎钧活学活用，《昨天的云》写逃难到宿迁，经历敌机轰炸的感觉：

两波轰炸之间，那一段平静才教人觳觫。你只知道逃过一劫，不知道是否逃得过下一劫。一根细丝把宝剑吊在你头顶上。我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活着和已死没有多大分别。

警报解除，走出教堂，看见日色金黄。

好的文章之所以被誉为天造地设，是因为题材、作家的心性与特有的表达方式得到了优化组合。王鼎钧的回忆录，无法与《史记》的素材相提并论，但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的透视和出神入化叙述，使这部书拥有了穿越时空的审美力量和史学价值。在此之前，作者在是非判断上，有了坚固的定力。在用笔上，出入于不同文体，对各种表现手法已不再新奇，不会留恋痴迷任何形式，不偏爱任何一种语体。把握历史的定力与自如的笔力相结合，写出来的文章也就天造地设了。

荆石老师的在天之灵，也许会看到自己浇灌的文学幼苗对他感激的目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