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王允琳的《奋斗》

杨传珍

王允琳同志是我在党政机关工作的第一任首长，正是他对我写作潜能的发现，使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变化。王允琳从市政协主席的位置上退休之后，将自己多年来亲笔撰写的各类文稿，辑录成《奋斗》一书。在《自序》里，还念念不忘我这个20多年前的部下，对我应该做的一件小事表示感谢。我拜读了这篇自序之后，感动得浑身战栗，决心通读老上级的这部著作。由于平时忙于教学，假期里又想写几篇与教学有关的论文发表，就把这部厚重的《奋斗》束之高阁。在枣庄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我两次见到这位精神矍铄的老领导，想着休会后跑上去，给他说几句话。由于人多拥挤，我没能如愿。政协会议闭幕之后，我暗暗发誓，今年寒假，一定要放下所有的科研课题，拜读老领导用智慧和心血写成的著作。

读着这一篇篇镌刻了枣庄市20多年来发展历程、凝聚了王允琳睿智见解的文章，我仿佛又回到1980－1983年的岁月。那时候，王允琳同志担任峄城区委书记，风华正茂，精力过人。当时正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时期，农业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使得生产关系面临着剧烈变革。市委派王允琳到峄城区担任区委书记，给他的不仅是职务和担子，更是在探索未知领域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责任。我在王书记身边工作了将近三年，分享了他的敏捷与稳健、灵活与原则、智慧与胆略、严厉与慈祥。

我到王书记身边工作，说起来别人都不会相信：1980年“三秋”期间，峄城区委要求区直各部门，到自己所帮保的村队进行一次农村调查，写成有事例、有数据、有问题、有建议的调查报告。那时候我在卫生局工作，配合一位资深人员负责各医院的业务管理。我当时并不甘心这个工作，老想着到离家近的基层卫生院当一名医生。区委下达了开展农村调查的任务之后，卫生局领导出于对我的照顾，让我到甘露沟公社进行调查，顺便帮助家里秋收。我跑了十几个村庄，开了许多座谈会，在家里写出15000字的调查报告。因为我在医院实习时受过写复杂病历的训练，在梳理材料时，不敢有丝毫马虎，在落笔时慎之又慎，唯恐出了差错。在分析问题时，尽管尖锐，但有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报告写好，没敢在家里多呆，赶紧回去上报。没想到，在那个报告交上去没几天，卫生局长就通知我到区委办公室上班。时间是1980年10月18日。到了那里我才知道，别的业务局还没把调查材料写出来。

 1980年的区县工作，三农是重中之重。那时候，王书记一年中有一百多天深入农村，我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秘书，有时候连续十几天跟着他下乡，记下他召开的座谈会内容，回来写成简报，交给办公室主任定稿印发。

区委书记身边突然冒出一个秘书，引起许多人猜测。有天晚饭之后，某个颇有权力的干部问我，你跟王书记是什么关系？我说，上下级关系啊！他失望地一笑，说，这还要你说吗？我问的是你们有什么特殊关系。我说，我到区委当秘书之前，一次都没见过王书记，哪有什么特殊关系啊！之后，他又问了我许多次，说许多人对我的来头感到好奇，怎么打听也没打听到，纳闷得难受，他想让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他，免得大家乱猜。我明白了他一次次追问的动机，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我如果说是因为写了一篇调查被王书记点名调来的，他肯定不相信，以后还会没完没了地追问下去。而默认了我与王书记有特殊关系，倒是能蒙他一下，可这意味着给王书记抹黑，让人觉得他是任人唯亲的人。我的脑子转了好几转，说：“我舅舅和市委王润斋书记一起打过游击……”那人情不自禁地点了几下头，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说：“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平白无故能当上秘书的。”通过这件事，可以折射出那时候任用干部的风气。

在工作上，王书记是急性子，可是，他在决定某些重大问题时，又表现出极大的慎重与耐心。1981年春天，某公社书记来电话，说有个村的山林遭到哄抢式砍伐，请示区委能不能动用民警参与护林。我接电话时，王书记正在开常委会，等到散了会，我把电话记录交给王书记。王书记看完记录，说，“要车，咱们去一趟。”我说，“吃完饭再去不行吗？”他很生气，“吃，吃，你就知道吃！赶紧给我叫车！”在去那个公社的路上，王书记说，这个公社处在沂蒙山区的边缘，以山为主。那些林木，不是十年八年能够长起来的。一旦遭到破坏，想恢复，不知道要过多长时间。山林破坏导致水土流失，危及山下的农田，会制造一系列不良反应。公社的同志知道保护山林的重要，为了护林，想动用公安队伍，一旦引起警民纠纷，对双方都是伤害。为了保护树木，也为了保护干部，我必须立即赶到现场。他告诉我，以后遇到紧急情况，一分钟也不要耽误，立即送给他，不管他正在开会还是午睡。到了事发现场，王书记先了解情况，然后指示公社书记，从村民中选拔积极分子，成立护林联防队，用村民自治的方式制止事态蔓延。然后，进一步了解情况，发现了问题的症结。王书记回到区委，啃了一个凉馒头，就向我口述了一个紧急通报。指出在探索农田联产承包制的过程中，某些村队工作准备不足，将大集体生产一下子滑向大包干，没有考虑集体财产的归属，使得许多大型农具、大牲畜、山林果园和其他不动产受到破坏。通报要求，在条件没有成熟的地方，不许越过联产承包制直接实行大包干。这个通报，使得峄城区的农村改革比其他地区慢了半步，但是，却保证了果园山林没有遭到毁坏。

事后，我跟王书记去万亩石榴园检查果树承包情况时，他说，“秀才们写文章，在字面上探索，不怕过头，不怕偏激，一个地方领导人的决策，却必须小心谨慎。我也知道，先行半步，成功了就是经验，就是政绩，失败了也没有人追究，因为这是允许改革失败却谴责不改革的年代。可是，出了乱子，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同时伤害了国家利益。允许改革失败，并没有鼓励失败。我国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关系，已经20多年，弊端很多，老百姓怨声载道，必须改革。但是，正因为老百姓对改革的急切，当领导的才要冷静，否则，大集体时候创造的家业，会在改革中毁于一旦。我是急性子，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铤而走险。什么时候找到了合适的方式，我们再稳步行动，我要的是两全其美，没有闪失。这样做，在同行面前可能没有面子，介绍经验时没有卫星可放，可是我要保护属于老百姓的家业。”

这一年，峄城区推行大包干的步伐较慢，可是，这一年，集体财产却没有遭到破坏，三夏生产和三秋生产时，那些农业设施全都派上了用场。这一年，全区粮食亩产达到867斤，人均分配170元，增幅在全市名列前茅。

我想起1981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那一年秋旱，等待秋种的土地因为墒情不好没法开播。天空连续几天布满灰云，却就是没有雨滴落下。一天晚上，气象站电话报告，说夜里有一场中雨。我赶紧跑到王书记的宿舍，把这一喜讯告诉他。王书记听到这个消息，赶紧走出屋，仰着脸站在院子里，等着雨点落往下落。等了一会儿，发现没有雨意，说，也可能这里有树枝档着，我们感觉不到。他带着我，到开阔地带迎接解除旱情的甘霖。我们站在空荡荡的区委大院里，焦急地等待着。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雨丝飘落，王书记说，你年轻，容易困，回去睡吧，明天还有工作。我回到值班室，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在我睡得香甜时，忽然听到了敲门声，我折身坐起，拉亮电灯，听到王书记说，小杨，下雨了，下雨了！他推门进来（我没有插门的习惯），对我说，你白天写的那个造墒播种的简报，明天不要印发了。今晚上，起草一个抢墒播种的通知，明天，根据雨量大小，再决定是否下发。

那场透雨，使全区10万多亩早茬地全部播上了小麦。一周之后，齐刷刷的麦苗拱出地面，大地一派生机。一天上午，我们坐着吉普车去看苗情，车子行驶在峨山公社夏庄村的乡间小道上，王书记坐在驾驶员旁边，我坐在他身后，听他发着感慨：都说“人定胜天”，我们的农业生产，是离不开老天爷的。以后，要把“人定胜天”这个口号改一改……王书记说到这里，突然改变话题，命令驾驶员停车。车子停住了，王书记下了车，快步走到车前。我跳下来走到他身边时，见他已经蹲下身子，用瘦小的手，把摊在路上的花生拢向路边。他边拢边说，我们这样开过去，会有半个轮子轧了人家的花生。我的心一热，觉得这样的书记才是人民的父母官。我愣愣地站在他旁边看着，没有帮他收拢，认真琢磨这件小事的精神含量。等他上了车，我还怔在那里，司机叫了我一声，我才上车。吉普车往前开了没有几步，王书记又命令司机，停车，停车！我伸头往前看了看，没有发现前面还有晾晒的花生，不知道王书记又有什么事情。王书记说：“小杨，你下去，把我刚才我拢到一起的花生重新摊开，别耽误人家晾晒。”我下车把花生摊开，再回到车上时，王书记说：“记住，小杨，以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始有终，不要留下尾巴。路边的花生，你不下去重新摊开，只是影响晾晒。有的事情，虎头蛇尾就留下了隐患，就是以后的麻烦。你还年轻，要养成好的习惯。”

1982年春天，峄城区不同形式的责任制全部过渡为大包干，实现了大集体向分户经营的“软着陆”。王书记松了一口气，他开始思考农业科学种田和发展工业问题了。

我跟王书记当秘书期间，不是中共党员，没有旁听常委会的资格，一些具有全局性的文件，由资深秘书常树标同志（后来任办公室副主任和主任）起草。但是，王书记在我跟他下基层的途中，常常把他的思路告诉我。他说，提起农业生产，大家都说“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这只是说对了一半，还有两个重要因素，这就是天意和实力。没有老天帮忙，连续三年不下雨，再好的政策也会颗粒不收；没有实力，我们就不能充分利用自然规律。现在，全区的粮食产量提高了，农民吃饱了，这是政策激发出农民积极性的结果。可是，政策有限，科学无限。农民的积极性再大，也就是这么大的力气，大包干已经把农民的体能潜力挖掘出来了。在大集体的基础上调动农民积极性，效果明显，在大包干的基础上，想继续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已经没有了多少效果。而科学种田的潜力，我们还没有挖掘。下一步，必须在这上面下功夫。不仅要推广良种良法，还要引进高科技手段。引进高科技需要财力，财力就是经济实力。钱从哪里来？农民卖粮食的收入，就那么几个钱，应该用来改善生活质量，引进高科技的资金，要靠工业创收。只有工业发展了，让工业支援农业，而不是工业掠夺农业，才能实现真正的富裕，也只有工业发展了，城镇的待业青年才能得到安置。

这以后，王书记的精力就转到了工业生产上。在我的记忆中，毛纺厂的筹建、赵坡煤矿的立项、石膏矿的勘探，就是王书记在任时实施的。常委会上研究的过程，我没有机会旁听，许多年之后，我担任峄城区档案局局长期间，有幸阅读了那几年的会议记录，真正了解了王书记的远见卓识。

王书记性子急，但为人随和，关心部下。我在他身边工作不到三年，既感受了他慈父般的关爱，也挨过他严厉的批评。一次是在基层开现场会，东道主留下与会者吃午饭，并通过我向王书记请示，上几捆啤酒给大家解渴。王书记同意了，说：“大家可以少喝一点，我不能陪着喝。”他让我和与会者一起吃饭，注意掌握分寸，别让大家喝多了造成不良影响。由于天气炎热，一上午没有喝水，大家见了啤酒，开怀畅饮。我在情绪激昂之下，与一个公社书记比起了酒量。王书记在另一间餐厅用完餐，听到我们屋里的喧嚣声，推门进来，看到我正在干杯，训了我两句，又意识到这样做会令别人难堪，就说，小杨，你跟我走。我上了车，王书记这才正式开训。他说，你有出息吗？年纪轻轻的就贪酒，以后还能干什么大事？经驾驶员讲情，王书记才停止了对我的训斥。

再一次挨训是在办公室里。那天，收发员、档案员和打字员在装订一期简报，我伏在办公桌上读书。王书记走进办公室，在屋里扫视一番，来到我面前，见我正在看一本流行小说，气愤地说：“人家都在干活，你在这里看闲书，还真好意思哪你！上面发下来那么多文件，还有各种书报杂志，你不认真研究，看这没有生命力的书干什么？”几个同事面面相嘘，谁也不敢为我讲情。他训了几句，说，走，跟我到底阁石膏矿去一趟！路上，我向王书记解释说，我平时并没有看这些没有用的书，主要精力还是用来阅读文化经典，比如荀子的作品。我给王书记背诵了荀子的一段话：“口能言，身能行者，国宝也；口能言，身不能行，国器也；口不能言，身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善治国者，敬其宝，利其器，任其用，除其妖。”我还告诉他，荀子是政治家，他对政治的洞察力，超过孔子和孟子，他任职的地方是兰陵，与峄城区是近邻，我们应该研究他的思想。王书记的情绪马上激昂起来，让我给他讲荀子。我说，我现在还没完全读懂，什么时候研究透彻了，一定把其中的警句摘录出来，供他参考。王书记说，我刚才批评你，不是因为你读闲书，是因为看你在别人干活的时候不帮忙，这样做，对你将来处理人际关心非常不利。以后，你要在这方面注意，不要恃才傲物。

1983年春天，王允琳书记当选为枣庄市副市长。他上任之后，暂时由刘焕文区长主持峄城区委的工作，不久，市委任命李仲孚同志担任区委书记。我跟着李书记继续当秘书，就像跟王书记的时候一样敬业，得到李书记的信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和王书记近距离接触，只是参加全市会议时见他坐在主席台上。许多年之后，我听别人转述了王书记对我工作的考虑，大意是，“我本想把小杨带到市政府，继续给我当秘书。可是，我发现焕文同志和仲孚同志用得很顺手，觉得不能夺人所爱，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再说，工作变动，随身带着工作人员，也属于不正之风，是任人唯亲的表现。”这番话，虽然是别人转述的，但我相信是王书记的原话，因为这符合他的一贯作风。就像当年他把我调到区委不是出于私心一样，后来没有带我，完全是出于公心。

我在峄城区委办公室工作十二年，经历了四任区委书记。王允琳书记是在由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中，为峄城区奠定了基础的领导。我作为他的秘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受到了他的影响，在精神深处打上了他的底色，他对我的两次批评，至今在我的耳边回响。王书记之后是李仲孚、王光荣、杜学平书记。李仲孚书记光明磊落，敢作敢当，刀子嘴豆腐心，许多人怕他，却服气他的胆识与能力。王光荣书记宽厚豁达，与人为善，在谈笑间解决严肃问题，又能坚持原则。杜学平书记学养深厚，见解高远，知人善任，是他，为我设计了做学问的道路。这四位领导，都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的人，他们的人格魅力，至今滋养着我，他们的嘉言懿行，已经成为我的精神财富，我终生都在享受这些利息。

2008年的寒假，我拿出十天时间，拜读了王允琳同志的《奋斗》，这激情涌动的阅读，让我分享了老领导的智慧与良知，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礼。王书记自称没有大专文凭，可他勤奋好学，善于思考，收录在这本书里的文章，充分体现了他的个人主见。读着这些篇章，我仿佛回到了风华正茂的年代，想起往事，不由得写下这些文字，向我的老领导致以深情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