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本质的守望者

杨传珍

我是在1999年读到刘亮程的文字的。没读几行，就产生了“这个家伙将改变汉语写作”的直觉。当我通读了他的《一个人的村庄》，走进他所营造的艺术世界，最初的直觉竟成了根深蒂固的定见。

我当时认为，刘亮程是一个学养丰厚、感觉敏锐、想像力超常的学院派散文家。出现在《一个人的村庄》里的那个叙述者，是他依照自己的某些感受虚构出来的艺术形象。可是，后来，我从介绍他的许多文字里得知，他是一个读书不多的农民，他笔下的那个人畜共住的村庄，是现实环境在纸上的客观呈现。

得知了这些资讯之后，我从心底生出无量的悲哀——为几十年格式化的文学教育和强势话语注入到汉语中的大话、废话、假话、套话。这从根到梢的作祟与污染，使得本来高贵典雅的汉语变得装腔作势，国人的思维质量和思维方式也因此变得简单机械。在这种情况下，远离主流话语的反扑归真，亦或是摆脱污染、复兴民族文学的明智选择。可是，这是从零开始、从文化蛮荒上起步啊！也许，生存在恶劣语境中的我们，只能如此了。在蒙昧中感悟生命之美，用朴素的文字记录未经格式化的生活，也不失有价值的积累与创造。可是，像刘亮程这样能在零海拔的文化盆地里建造文化屋脊的天才，能有几个呢？

直到与刘亮程有了近距离接触，我才在出了一阵冷汗之后，真正了解了他：这是一个读书人，一个敬畏生命、熟悉农民的诗性学者，一个感觉精微、思维活跃的艺术思想家，一个善于在文化经典中汲取鲜活营养的智人，一个有着自然信仰的使徒。在与他的交流中，我这个自以为读了不少名著的大学教授感到了汗颜。原来，没有接受正规文学教育和写作教育的刘亮程，其阅读范围、质量、深度，已远远超过了以阅读和研究为职业的学者。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理解、消化、接受、建构，是在心灵深处通过生命形式完成的。对他来说，阅读是心与心的对话，是灵魂与灵魂的拥抱和抚摩，是相互欣赏的尽情享受。他不需要概括作品意义，不必在意哪里是重点，哪些需要牢记。因为他不是为考试、为发表论文而阅读。在远离文坛、远离教化的那些日日夜夜里，这个沉静的读书人潜入人类文明的后院，占有了自己所需要的优秀财富。

刘亮程是幸运的。他的少年时期，是在“化外”地区度过的，因为他所居住的那个叫做黄沙梁的地方没有学校，也就没能按部就班地上学，心灵深处没有植入简单化和公式化的认知程序，吐纳世界的感官没有被僵硬的范式所遮蔽。世界在他面前呈现的是“是其所是”的面孔。因为没有学会用概念扭曲世界，阴差阳错地成了生命本质的守望者。那些不经意涌入记忆的丰实素材，经过高质量阅读的激活，绕过显意识层面，偷偷地启动了对创作主体的心灵建构。

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内在生命力的推动，刘亮程毅然决然地走出了黄沙梁，挺进到新疆自治区首府，开始了他的冒险生涯。经过一系列的生存历险，模糊的黄沙梁在刘亮程心中趋向清晰：是距离开启了这个游子对家乡进行再创造的能力和欲望。通过对各种生命形态和场景的重新分配，物理世界的小村庄升腾为精神灵界的黄沙梁，那些有生命和没生命的一切，都在这升腾中获得了灵性。

心理学和生命科学研究表明，人是灵魂的存在，灵魂是人的概念的基础，生命的本质是人神相通，生活在此岸世界的人渴望沐浴彼岸世界的光辉。然而，由于历史的正区和误区，我们多年来一直用概念思维，认知世界的方式偏离了生命本质。这种恶劣的状况使散文失去了灵魂，变成了冷硬荒寒的文字堆砌和拙劣的宣传炮灰。刘亮程笔下所呈现的神奇与灵动、厚重与舒展、悲怆与清新、尊贵与高远、鲜活与本色的人神相通的世界，向我们展示了生命图景的本真。

我曾想像自己置身在黄沙梁的村口，看着这个被茫茫碱滩包围的村落，眺望横亘在南天的雪山，体会少年刘亮程在这里张望时是怎样的感受。幼年丧父的他，当听见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巨响，看到西北方向压来一堵灰色的雾帐，眨眼之间，噎人的气团迎面闯来，寒风大迁徙的强劲气流毫无道理地将他撞倒，密集的风蹄狠狠地踏在他的脸上，这是怎样的一种体验！想到这里，我猛然感到，刘亮程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这决定了他的心灵深度和生活质量。正是拥有如此厚实的生活积累，又能沉静而谦卑地活着，才使他有了从凡间到灵界自由往来的能力，才生出吐纳天地练达人情的智慧，才掌握了用鲜活意象直逼人性核心的功夫，才具备了向上攀升获得信仰的可能。

《一个人的村庄》和《风中的院门》等散文集出版之后，刘亮程深入天山和塔里木盆地之间的库车（龟兹古城），在这神秘的新疆腹地，用他的爱心和法眼，体验和心验生存在这块土地上所有生灵的生生死死和喜怒哀乐。他抛开庸俗社会学的干扰，让灵魂直逼绵延中的生命本身，深层体验关乎人本身属性的命运、死亡、爱憎和生存状态，综合个人的体验、对他人体验的领悟以及由观念推导和深化的体验，写出了具有深拓性、引发性、整体暗示性和语体革命性的系列散文《库车》。这组散文，第一次让我们这些“文明人”正视了生命意识的底蕴，让我们猛然发现自作聪明的人类已经盲行了多远！而在文体的匡正意义、语体的建设意义、审美维度拓展意义上，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我们从《一切都没有过去》中，虽然看到的仅仅是作者给我们掀开的南疆一角，可就从这一角中，却窥见了南疆的历史和未来，看见那块土地令人揪心的处乱不惊。《生意》是对南疆土著民当下生存状态的审视，作者用他特有的从容不迫使得读者惊心动魄。《我另外的一生已经开始》，在冷静呈现南疆人当下生存状态的同时，把我们的思考引向地老天荒的人类历史，引向对自己命运本质的思考——在天地之间、在本源的意义上，人类的命运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所谓区别只是表象，繁华和辉煌没有定数，定数只是生老病死。这些关乎人类本源的畴区，很少有散文家关注。

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说过，古希腊的艺术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各自的风格。第一阶段是古朴风格，特征是粗犷、坚硬、有力，但缺乏美的形式。第二阶段是崇高风格，特征是崇高和朴素的统一，艺术家好像无须花费匠心就能得到自然的妙谛。第三阶段是优美典雅的风格，艺术的技巧日益高超，以致由于精致文雅使艺术丧失了力量和英雄气概。第四阶段是仿古风格，是希腊艺术走向全面衰落的时代，此时，美的理想已经枯竭，艺术家已经失去了创作的活力和独立的艺术品格，只能一味摹仿。他的这一说法，启发了加拿大的学者弗莱，他所创立的叙述结构理论认为，叙述包含着从一种结构到另一种结构的运动，其基本形式是循环的，它就像一年中的四季或生命的少、壮、衰、老四个阶段。如果我们认可这两位大师的说法，把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长时段和短时段的考察，那就不得不承认，长时段的中国文学，先秦为古朴阶段，汉唐为崇高阶段，宋元明清为优美典雅阶段，时下则进入了仿古阶段。若把“五四”运动之后的文学发展进行分期，鲁迅为第一阶段，沈从文、萧红为第二阶段，钱钟书、张爱玲为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就是当下。如果我们正视现实，对文坛状况进行理性评价，就应该承认，中国文学的大循环和小循环都走到了大限，步入了严冬，浮华之下，是令人痛心的苍白。

在这个意义上，刘亮程的写作，似乎让我们开始了新的轮回。

因为职业的关系，我经常苦苦地思考多年来的文学教育和写作教育：为数不少的中文教师们，因为长期满足于早期获得的文凭和职称，固守过时的理论框架，注定了只会从丰富鲜活的作品里抽取能够纳入到自己知识体系中的东西，经过一厢情愿的脱水和扭曲之后，利用身份话语权，强行灌输给学生，以便形成与他相一致的认知范式。这样，一个个天真烂漫的可塑生命，抱着提升自己的目的上学，结果却是误入过时学究的歧途而难以自拔。难怪，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很少能够成为作家。

大概，目睹了文学教育弊端的人们为了纠偏，就拿刘亮程说事，把他包装成没读几年书的农民，以映衬文学教育的失败。殊不知，这种善意的引导会把文学爱好者带入更加危险的误区。因为，今天的写作者，只有在接受了文学大师的滋养，才能写出被世界认可的作品。在全球精神资源共享的今天，只有成为大师级的作家，才有存在的价值

清代思想家王夫之说过：“能兴者谓之俊杰。兴者，性之生乎气也。”这样的人，“以诗教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刘亮程的散文创作，荡涤了中国散文几十年的陈腐之气，使简约而丰富、含蓄却富有表现力的汉语重新获得生命，也给心灵沙化、人格矮化、灵魂物化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生存参照。因此，他不仅是学界所说的乡村哲学家，还是生命本质的守望者和灵性生存的诗性阐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