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好酒出窖的确信与期待

    ——从《葡萄熟了》推想王鼎钧先生的创作走势

胡小林：八十高龄的鲁南籍旅美作家王鼎钧先生在打造出《关山夺路》之后，又出版了《葡萄熟了》（大地出版社 2006年1月 台北）。传珍老师是通读过王先生全部著作的同乡读者，你从老先生的这部新作里，发现与以前的作品有什么不同？

杨传珍：从1963年益智书局出版的《文路》到这本《葡萄熟了》，王鼎钧先生已经出版了39部作品，可以说一本一个风貌。已经出版的三卷回忆录，境界一卷比一卷高远。如果就作品论作品，这本《葡萄熟了》显然和以前有所不同。可是，在策略上，我却看到了老先生贯通的写作思路：先围绕素材酝酿形式和技艺，等到“工艺”圆融之后，再驾轻就熟地使用素材。很明显，这部《葡萄熟了》是为回忆录第四卷所作的思考，这预示着，我们期待的这部书将是他文学酿造史上最有价值的一缸美酒。

顾玮：你以前不是说过，《关山夺路》是王先生写作史上的压卷之作吗？

杨传珍：我曾经说过《左心房漩涡》是鼎公的压卷之作，还说过《昨天的云》是他的压卷之作。可是后来，老先生不断突破自己，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越来越高远，从他生命深处奔涌而出的泉水，一次次刷新着我的判断。

胡小林：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有两种，一种是终生只经营一座高峰的人，如司马迁，一部《史记》就让他名垂千古，还有一种是创造了连绵群山的人，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等。我们不可否认，王鼎钧先生创造了写作史上一个又一个高峰。

顾玮：据我所知，王鼎钧先生在创作了很多散文佳品的同时，在写作理论方面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先生有不少指导创作的理论书出版，请杨老师回忆一下，王先生在捧出《左心房漩涡》之前，出版过哪些写作方面的著作？

杨传珍：早年的就不说了。在《碎琉璃》之后，有《文学种籽》、《作文七巧》、《作文十九问》。这三本书，就预示了《左心房漩涡》的横空出世。

顾玮：这些指导青少年写作的读物，与大气磅礴的《左心房漩涡》有什么关系呢？

胡小林：我插一句，王先生的这三本书，从形式和功能上看，的确是指导青少年写作的。可是，这“写作三书”的背后，是王鼎钧先生对文学本质的深层思考。我想，别的作家（包括许多伟大的经典作家）在思考之后，一旦用于写作实践，结出文学果实，也就放下了。可是王先生为了指导后学，把这些思考通俗化，世间就多了这些“文学种籽”。如果对其程序作逆向推导，再联想他后来的创作，我们就能发现，《左心房漩涡》是一缸陈酒，《文学种籽》是事先考虑成熟的酿造工艺。

顾玮：《昨天的云》和《怒目少年》这两卷回忆录，有无类似的行迹可寻？

杨传珍：不仅有，而且很明显。《两岸书声》里的文章，不仅仅是单篇的书评，那是鼎公对作家如何表现人的命运和时代本质的深刻剖析，是对文学本体的思考。那些文章，脱离了所评的对象之后，依然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许多精彩段落，注入到文学理论体系当中，会使呆板的理论焕发活力，放出异彩。可贵的是，先生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创造性地实践了这些理论，接续了中断多年的司马迁叙事文学传统。

胡小林：我在给学生讲授外国叙事文学的时候，把叙事作家分为三类：第一类，只能感受生活表征层面的叙事作家，这种人可能不乏讲故事的才能，但是，他们仅仅是编织情节的能手，其作品不能揭示生活的真谛；第二类叙事作家，能够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他们善于运用个性化的思路把感受表现出来，此类作家属于叙事艺术家；第三类作家，不仅自觉地感受生活的隐喻层面，而且在其中思想，用寓意的语言把感受的思想表达出来，这样的作家属于叙事思想家。我觉得，王先生的叙事艺术，已经超越了叙事思想家的境界。

顾玮：这就是王先生的过人之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命运强加到20世纪中国人头上的苦难，王鼎钧先生基本上都承受了，没能亲历的，也在他身上投射了。他经历了太多的血与火、生与死，目睹了太多的罪恶与耻辱。如果先生只是达到叙事思想家的高度，他或许会写出强人踩死千百万生灵的罪恶史。但是，将人类的丑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是先生追求的境界。所以，他在第一卷回忆录的自序里说，这部书是“为情义立传”。既然以此为基调，作者就避开了对大奸大恶的正面描写，突出情义，彰显美善，用道德文章修补伤痕累累的世界。

胡小林：王先生在回忆录里放过了大奸大恶，在《随缘破密》中，却以寓言的方式剖析、曝光，把个人的见闻和思考升华为普世的财富，为后来者在旅途上标出了陷阱和雷区。

杨传珍：从《怒目少年》脱稿到《关山夺路》出版，中间相隔十多年时间，用王先生自己的话说，为了雕刻这块璞，他磨了十三年的刀。这期间，先生把思考的心得变成文章，出版了《心灵与宗教信仰》、《有诗》、《活到老，真好》、《沧海几颗珠》等。书中的文章，有的是对文学本体的思考，有的上升到普世宗教的高度。正是这些思考，使《关山夺路》成为一部石破天惊的大书。

顾玮：如果说前两本回忆录的主调是为情义立传，到《关山夺路》，已经远远超越了情义。作者用自己的胸怀、境界、修养、才情，升华了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记忆，捧给人类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

杨传珍：套用我刚才说的话，《关山夺路》是一缸陈年老酒，前面提到的那几本书，就是这缸酒的酿造理念。而《葡萄熟了》，则是第四部回忆录《文学红尘》的铺垫。

胡小林：我读了王先生的《葡萄熟了》，感到这是一本比较复杂的作品集。当然，讨论王鼎钧，传珍比我有发言权，你说这部书预示着王先生下一部回忆录会成为他最好的作品，有哪些依据？

杨传珍：这部书的确复杂，从文体上，有格言隽语、文化随笔、怀人散文、励志小品、杂文随感、抒情短章、风景游记、子女教育，甚至还有几篇《关山夺路》里容纳不下的回忆文章。

顾玮：在这些内容驳杂、形式不一的文章中，有尘封已久的往事钩沉，有供我们咀嚼再三的“格言”、“金句”，还有不拘一格的时事点评，剖析、解读名作家的独得之见。王先生说过：“写作，一言以蔽之，使一张纸的价值高于一张纸。”《葡萄熟了》正是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注脚。从这些睿智的文字里，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才是“咳吐成文”的境界，也感受到了王先生内在生命的充盈，阅世的深广和通透。

胡小林：网上有王先生在《关山夺路》新书发布会上演讲的视频，那气色、声音、见解、思路、境界，真让人惊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先生是六十岁的体质，百岁老人的见识。可是，传珍怎么会从《葡萄熟了》里看到第四部回忆录会超过《关山夺路》呢？

杨传珍：有的作家，是从生活到作品，把刻骨铭心的记忆变成文字，一举成名。可是，成名之后，再也没有超越成名作的文章，小仲马就是这样的作家。王先生走的是另外一条文学之路，他早年的创作，属于“卵生作品”，即用自己的体温孵别人的蛋。等到文学修养达到一定高度，才动用自己的生活储存。1978年出版的《碎琉璃》，是王先生文学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那是他出版《文路》之后，经过15年的修炼打造出来的。这期间，先生出版了六、七部研究写作方法的书。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王先生基本上走的就是这样的路子：先用生活边角料试验和探索写作策略，然后才去动用宝贵的材料，他的所有生活经历，都要实现最大值。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使中国发生了五千年未有之变局，老先生回忆录的前三卷，对得起这段血与火的历史。他到台湾的经历，刻录了台湾社会制度演进的机理，这不仅是台湾同胞的精神财富，更是全中国人的珍贵遗产。王鼎钧先生一直没有碰它，我想，是他太看重这块材料了。《关山夺路》之后，老作家只有这一个牵挂了。原有的写作策略、功夫、技能，当然可以处理这块重要材料，可是，以不断突破自己为使命的王先生，在八十岁高龄开始研究巴尔扎克和杰克·伦敦的传记，研究侦探小说家克里斯蒂的写作技法，梳理张爱玲的写作历程，追记到南美洲考察文化建设的见闻，关注华人新锐作家哈金的创作，思考中国文学分流、断流与合流的问题。这些成果，都收到了《葡萄熟了》这本复杂的集子里。

胡小林：你这样梳理了王先生的创作轨迹，让我感觉到，老作家把《关山夺路》之后出版的著作取名为《葡萄熟了》，是一种暗示：他要使用以血泪浇灌成熟的葡萄，酿造文学生涯中最好的一缸酒了。这是大思路！真正的文学经典，是大手笔书写大时代、大变局、大事件，给读者智慧、力量、希望、抚慰、美感和方向。许多经历了大时代并渴望书写大时代的作家，在文学修养没有达到一定高度之前，轻易糟蹋了生活积累，等到写作技艺圆熟的时候，生活积累已经用光，那时候，不是重复自己，就是玩弄技巧。王先生修炼成了“酿酒大师”，才动用最重要的生活积累，用成熟的“葡萄”酿造最后这缸酒，肯定会比以前的作品更加醇厚。

顾玮：我从大量的文献中了解到，台湾居民在经济腾飞之前的生存状况，赶不上大陆同期的水准。逃往台湾的大陆人，经历了我们无法想像的心酸，这是继十多年战争之后，命运强加给部分中国人头上的另一种苦难。我读过几篇台湾记者写的王先生访谈，了解了一些他在“克难岁月”中的生活，虽然王先生自己说得不多，记者表述得也很节制，我还是读得泪流满面。不知王先生如何用诗笔和史笔处理这些经历？

胡小林：王先生在《关山夺路》的发布会上说得很清楚，读者不是作家伸冤诉苦的对象，不是替作家承受压力的对象。拿读者当出气筒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拉拉队的时代过去了。读者不能只从作品里看到血泪，他要看到血泪化成的明珠，至少要看到一朵用血染红的杜鹃花。心胸大的人看见明珠，能从程序上倒推回去，发现作家的血泪，普通的读者，要让他赏心悦目，自得其乐。这番话，让我联想到王先生在创作《左心房漩涡》期间说的话：“文章是有病呻吟。……可是，除了医生，谁愿意听别人呻吟呢？所以，最好把呻吟变成一支歌。”《左心房漩涡》是一部雄壮的交响曲，回忆录第四卷，将是一部美不胜收的时代画卷，一部中国人的启示录。

顾玮：我们期待着，大家都在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