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国祭司的盛宴

                   ——关于《新诗八家论》的对话

乙：你推荐给我的《新诗八家论》写得太棒了！一卷在握，享受诗国祭司的盛宴，既感到美不胜收，又使我的眼界大开。同时，在方法论上，也获得有益的启示。过去，你一直向我推荐小说和散文作品，这次怎么把这本诗论介绍给我呢？

甲：在诗国陷落、诗国祭司堕落的今天，有人出版这么一本书，我认为是一个事件，所以情不自禁地把这本书推荐给你。

乙：你为何将《新诗八家论》的出版称为“一个事件”呢？

甲：这么说毫不夸张！前些年，中国大陆有个较为流行的说法：你和哪个人有深仇大恨，就劝他写诗。当时的诗人之所以如此自嘲，是因为诗人寂寞，他们忍受不了市场经济对诗人的抛弃。没想到，随着功利社会的形成，现在连这样的自嘲也听不到了。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个人诗集印数很少有超过两千的。

乙：是啊，中国曾是个“诗歌”的国度，但在20世纪最后十年的文化欢宴上，已经难觅诗歌踪影。大众文化披着时尚的外衣占领了T型台，诗人——曾经的精神导师统统“缺席”，诗歌也成了一支摇曳不定的“风中之烛”，在耀眼的闪光灯下黯淡着。

甲：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止一次地苦苦思考，追问原因。客观地说，当下诗作的整体质量低劣，诗人无病呻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尽管文化大幅度滑坡，有品格的诗人，还是没有绝迹。他们的诗作，为什么也找不到知音呢？读者对诗歌的叛变能统统归咎于诗人吗？返观我们周围的读者群，究其原因，我想，一是出版发行梗阻，出版商一方面高举利润的大旗，迎合低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一方面又低估了读者的品位，不给诗集进入图书市场的机会；二是评论界瞄准“明星”、追逐新潮、急功近利地制造了不少文化泡沫，却不能沉下心来面对诗歌这位精神贵族，导致国人对诗歌艺术反应迟钝、对诗人极度漠视的悲凉景观。拥有话语权的人不为诗人说话，缺乏引领读者深入诗国遨游的学养和责任心，致使诗人与诗歌双双坠入了尴尬的境地。

乙：“商品化逻辑”在社会生活中毫无阻拦地游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甚嚣尘上，“饿死诗人”的时代已经来到！

甲：可以说，是出版发行、市场经济、诗国祭司合谋扼杀了诗人，进而扼杀了民族的灵性，使一个诗性的民族变得平庸。在这种态势下，尔雅出版社推出张索时的《新诗八家论》，与这种麻木的扼杀进行可贵的抗争，就称得上是一个“事件”。因为，这里面具有象征意义：在冷硬荒寒、急功近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有人经营诗，为诗国王子建造宫殿。

乙：所以，作者的眼界令人佩服。可以说，“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用汉语写诗的人成千上万，因为没有经过较长历史时间的淘洗，对诗人的评定，还没有相对的共识。 张索时先生所评的这八家诗人，有三家是最近这十几年才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的：首先是“诗人”鲁迅，我们对杂文家、小说家、文学史家的鲁迅颇为关注，却很少解读、品味鲁迅的一颗诗心。《悲凉的独行侠鲁迅》篇对《野草》的分析，更使我确认鲁迅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诗人。因为，诗作为一种文体，在于其分行的形式，更在其内在精神，在其文字中蕴含的诗性。还有废名，长期以来，他的作品或因艰涩而遭拒读，或因清浅而遭误读，读了张索时对废名“小说诗”的分析，我看到了这个以哲学家自居的小说家的诗人本质。还有隐地，我从你这里借阅了几本隐地的散文作品，也知道他有诗作出版，却没想到隐地的诗作里竟包含了如此丰富、深刻的审美信息。

甲：是的，某种意义上，评论家也是文学史家，在信息泛滥、鱼龙混杂的时代，发现意味着保留。张索时发现了生前身后同样寂寞的废名，不仅是对这位纯粹诗人的告慰，还接通了现代诗与传统诗的血脉。如果我们把20世纪以降的新诗创作作为一个整体考察，根系扎进传统诗学深处的，应该是废名；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坚守诗歌阵地的人，就是隐地。如果不是张索时的理性梳理，我们的认识就不会如此明晰。

乙：作者不仅眼界高远，研究视角也新颖别致，许多篇章见前人所未见。对于鲁迅，我们知道他是思想斗士、文化先知，知道他的怀疑、否定精神，可是很少留意他的悲凉人生。张索时从公开出版、大家共享的材料中，发现了被人忽视的痛苦和悲哀，而且暗示了鲁迅的悲哀其实是后来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预演。读了这些惊心动魄的文字，我们对这个文化巨人产生了宗教般的悲悯。

甲：说起研究视角，我们不能不佩服张索时先生的智慧。比如，他在评价卞之琳时，挑出了诗人的四首诗，采取感悟与分析并用的解读策略，绕过价值判断进入修辞层面的美学理解，在还原了诗人的本意之后，令人信服地指出前人对诗作的误读与肢解，再理性地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给了我们一个真实原色的卞之琳。

乙：对于我们来说，新文学运动是一场了不起的文化崛起，若把它放在20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里衡量，却是众多文化高峰中的一小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珍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成果，不能让那些曾经拥有话语权的“名家”遮避了视线。在这个意义上，发现和还原，都具有建设的意义。我们的家底本来就不厚实，误读误解误入歧途使我们越发贫困。张索时的还原式研究，让我们获得了贫瘠土地上的有限财富。

甲：说起误读，诗人也有自误的时候。戴望舒的《雨巷》，在艺术上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被公认为新诗的绝唱。可是，诗人自己对这首诗却一度持怀疑态度，以至出版诗集的时候没有把它收入。这令人痛心的自误，使得诗人的创作道路走偏，晚期的诗作几乎全是败笔。那些倾注了诗人盛年热血的文字，如果不是为了梳理教训，是没有人再度提及的。然而，张索时就是从分析、梳理这些败笔入手，层层剥笋，引领我们痛苦地走进诗人的心灵深处，抵达他歌唱的原点，体味诗人本色的高贵。虽然没有对这一教训加以引申，却让我们悟到了作者的用心良苦。

乙：纪弦和痖弦（当然还有这本诗论中没有论及的洛夫和余光中）是台湾诗坛的一代宗师，如果评论他们的诗作，恐怕要一部大部头的专著才能完成。张索时不愧是从事诗学研究和诗歌翻译的学者，他知道找诗眼，知道怎样惜墨如金，以一当十：他从梳理评价两位诗人的诗观入手，进入台湾现代诗直至中华新诗发展的全过程，谈天说地，左右开弓，由国家历史走向到欧风美雨的洗礼，由社会思潮的变迁到诗学与诗作的关系，融会贯通，娓娓道来。知识考古学与生命感悟交替使用，细针密线与大开大阖相辅相成。纪弦的诗作，在文中只有点睛之笔，评论痖弦时，虽然没让一首诗在文中出现，可我们却体验了痖弦的喷薄诗情。

甲：最难写的一章，恐怕就是隐地论了。第一，隐地的“诗龄”也就是十岁左右，而且他是在诗国陷落时拿起诗笔的“老年产妇”，并不拥有当年诗坛王子们那么多的啦啦队。第二，隐地是出版《新诗八家论》的尔雅主人，如果把隐地论写得低调，就与前七家的调子不能匹配，抬高了音调，又会引起争议。但是，张索时不愧是诗国祭司，他用新批评的细读与对社会思潮的宏观把握，发现了作为诗人的隐地在当今诗坛不可替代的地位，让我们看到一个文化英雄用诗笔擎起了欲坠苍天。作者在对隐地进行价值判断的同时，用散文诗的语言解读隐地的诗作，让我们看到那一首首短章背后所蕴含的审美信息。杜甫说“篇终接浑茫”，《诗话隐地》作为《新诗八家论》的终篇，的确把我们带入了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

乙：还很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使急功近利的运作成为合理的生存方式，物质匮乏留给中国人的饥饿记忆还历历在目，全民族都在为眼前的功利打拼。在多数人（包括社会精英）都为追逐利益丧失理性、麻木情感的危机关头，维系民族认同和软化大众情感的精神力量就是文学了。诗是文学的精灵，诗的香火不灭，民族就有希望。张索时以博古通今的学养，为我们解读诗人诗作，尔雅出版社以超越商品流通规律的襟怀予以出版，功在当今，利在后世。让我们献上心香一瓣，为诗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