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传珍:灵魂城堡的升旗大典
(2009-12-08 10: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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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灵魂城堡的升旗大典
——在海峡两岸诗会上的演讲
诗是艺术的灵魂,是社会转型期民族精神的家园。诗人是美的创造者,时代的见证者,优秀传统的维护者,新价值的命名者。在诗人笔下,有我们最可靠的道德保险,也有灵魂和宇宙最隐秘的艺术呈现。诗人捕捉生活中瞬息万变的无序感觉,提升到神圣的高度。诗人守望着人类精神的高地,在世俗的城池纷纷陷落时,顽强地坚守着灵魂城堡,高扬理想的旗帜,让世人有仰望的目标,使走失的灵魂能够找到归宿之地。
然而,诗坛的现状并不令人乐观。这个城堡能否继续作为圣地存在,已经亮起了红灯。虽然诗人希望继续充当社会良心,但内外交困的窘境使得他们很难继续坚守,危机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
置身丰厚创作素材之中的内地诗人,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曾经一度向着诗人本质回归,使中国新诗创作步入一个辉煌的时期。可是,他们的诗性精神还没来得及充分展示,就戛然停止了歌喉,紧接着,又赶上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作为各级执政者,他们必须追求市场成功,为民众的生存谋求物质保障。但是,促使社会开放和价值多元的市场,本身没有良心。资本市场中生成的价值体系,不能提升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只能让民心坠入深渊。在危机关头,诗人不能缺席,更不能跟随时尚。生活跟着诗性走,越走越高;诗人跟着时尚走,越走越低。如果说战争使人心冷酷,“文革”使人心粗糙,那么市场则使人的心灵沙化,人格矮化,灵魂平面化。而文学能够使人类良心不死,使创造力不灭,使科技异化对人的束缚获得解放,使形而上的境界成为可能。在文学的大家族里,诗最为纯粹,她虽然不传播真理,却承载信仰,超越功利,能够激活古老原型,创造鲜活意象,为格式化的生活注入活力,给奔波在生存线上的劳动者提供仰望的境界。可是遗憾得很,市场经济使社会功利化之后,人的生存压力加大,能够感触生活痛感的诗人,靠写诗已经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保障,几乎没有多少机构和个人为他们提供资助,一些追求者在严酷的大环境里自生自灭了。那些继续坚守的诗人,由于精神境界与当下的浮躁生活存在距离,他们的诗作遭到市场拒绝,来自高贵生命、渴望走进公众领域的呕心沥血之作,被困在凄凉的象牙塔之中,造成“不缺席的缺席”。见不到阳光和听不到回应的挫败,窒息了耐力不济的苦吟者。这样,不利的环境又扼杀了一批诗人。个别有资金保障的“另类诗人”,或者被某种异化力量紧紧包裹,或者没有潜入生活原生态的意愿,他们陶醉在社会的脂肪层里,吞咽着浮躁生活的下水,感受不到社会转型带给生命的痛感。这些人对后现代文化的反智性、反文化、重体验、重妄想、追求片面、拒绝崇高等一系列概念的生吞活剥,不仅没有获得激发潜能的力量和洞见生活真谛的眼力,反而使创作更加浅薄伧俗,败坏了新诗读者的胃口。可以说,在中华民族最需要诗人的时代,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互动,使新诗在公众生活中的比重降到历史新低。
王鼎钧先生说过,“文学的血统,是诗。”“如果没有诗,吻只是碰触,画只是颜料,酒只是有毒的水。”这里所说的诗,是经典的诗,是提升人类精神境界的诗。面对万花筒般的社会,诗人的出路在哪里?他可以往后走,选择怀旧的路子,为失去精神家园的人们营造虚拟的童年家园;可以朝前走,为变幻不定的生活现象命名,以使命感引领时尚。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诗人更应该向上走,以笔为旗,以诗为宗教,甘于清贫,忍受寂寞,把写诗作为一种使命,一项固本工程,以忧患之心,为民族文化注入高尚的元素,而不是把诗作为道具和敲门砖。
人类的历史,说到底是文化发展史,人的本质是灵性的存在,缺乏诗意和神性的人生是黯淡的。我们既需要“诗意地栖居”,更需要文化认同和道德认同。我是一个业余读者,不能读遍每一首诗,就我有限的阅读所见,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变故,内地诗人几乎没有为历史作出真切见证,没能写出有血性的文字。也许有人写出了类似艾略特的《荒原》、帕斯的《太阳石》这样的诗,只是没有出版,没有流传,我们没有读到。因为在有些时候,诗坛是由优秀的诗人和平庸的诗人组成的,伟大的诗人在诗坛之外。
在信仰缺失的语境里,在道德滑坡的危机关头,惟有艺术有资格与市场抗衡。要使诗人不向流俗投降,不向消费品流通规则低头,固守阵地,做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我们不能祈求市场的恩赐,而要呼吁文学杂志、报纸副刊、出版机构和图书发行者,首先不要迁就低俗的阅读趣味。被誉为“纯文学清流”的台湾尔雅出版社,在文学读者沦为小众、新诗成为票房毒药的局面之下,继续坚守纯文学阵地,不断推出诗集、诗评、诗论,他们出版的尔雅丛书中,诗集和关于诗的单行本占到六分之一以上,为大陆的出版行业做出了表率。处在市场经济前沿的福建省,意识到诗的重要,组织海峡两岸诗歌交流活动,境界高远,令人钦佩。这些举动,实质上是在灵魂城堡门前举行升旗大典,让我们举手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