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科学的传统，科学的土壤也肥沃不到哪儿。意识到一个国家的经济落后不难，因为经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意识到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落后，虽然看得见，只因它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有距离，容易被忽略掉。科学的两端，一个是顶尖的前沿，一个是基层的普及，前者是锦上添花，后者乃雪中送炭。其实，用不着刘小汉先生来感慨，大多数人也能隐约感受到在当下，“锦上添花”远胜于“雪中送炭”。神舟系列早上了天，科学普及落地的进展远不尽人意。科普知识的欠缺，成为制约中国进步的障碍。这个障碍如果不及时清楚，危害将越来越严重。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不说了，即便是取得了高等教育学历者，对文科学生、毕业生来说，他们的科学素养又有多少，调查出来的结果可能很是骇人。有几个系统读过《万物简史》、《时间简史》、《昆虫记》、《布鲁卡的脑》、《细胞生命的礼赞》、《水母与蜗牛》、《艺术与宇宙》、《解析彩虹——科学、虚妄和玄妙的诱惑》和《上帝的指纹》等读物的？有，是肯定的，但“有”的比例几何则是最关键的。

科普可以提高国民的素质。科普不是从母胎中带来的东西，需要社会的力量来哺育。社会如何哺育？刘小汉先生借多少说，在欧美，为公众提供科学知识的科普被认为是科学家的责任，申请报告如果没有考虑到科普的作用，很难获得批准。的确，科学普及体制的“堰塞湖”，掐住了科普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通道。检讨体制当然应该，问责科学家同样应该。政府部门有义务倡导科普工作的重要性，科学家有义务主动来撰写科普作品，这两者的责任确实重大。除此之外，可否还有别的缺陷？有，出版社的推介责任更大。政府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是精力充沛的机器人，有些时候还要通过市场来推动。科普的成败，和政府的政令、科学家的辛苦付出有关系，但离开出版社这个市场的媒介，是万万下不到“凡间”的。从某种意义上，出版社的决策者对科普的认知程度，对公众知识营养的了解程度决定了科普最终的推广。出版人是商人，更该是公众的“精神营养师”，公众该补充什么营养，该减少哪些营养，他们才是厨师，决定着一个国家国民的“精神餐桌”上饭菜的机构是否合理。我们的一些出版社，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人的有多少，能够像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办出特色的出版社有多少，从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一个国家民众的学习取向。媚俗、唯利是图与官僚习气，把出版当作单纯的赚钱工具，而不是知识传播的媒介，比政府号召不够和科学家的懒惰更致命。不解决出版社选题策划的问题，单纯嗔怪政府和科学家，怕是还迎不来科普的春天。

科普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寒冬，她的春天不该太遥远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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