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华尔街日报》有个报道选题很独特，从美国顶尖级的200名富翁纷纷给情人“减薪”报道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冲击。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现在连农村的老太太都听说了，如何应对要看各自的行动了。1月12日看到两则相似的会议报道，喜中有忧。一则是上海的，一则是陕西的，背景都和经济危机有关。

“今年整个经济形势不是很好，整个人代会一切以节俭为重。”12日，上海市人大会议大会行政组对记者说，今年人代会，一切能省则省，通过限制车证发放的办法，尽量鼓励代表乘坐班车。（《新闻晨报》1月13日）

陕西省政协秘书长姚毅在12日表示，省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力争减少会议经费200万元。会议期间，政协委员、列席代表和工作人员全部吃自助餐。会期4天，比往次会议少了两到三天。（《华商报》1月13日）

上海的人大会议，准备“能用旧的东西，我们决不用新的东西，能租的东西，我们决不买。比如复印机、电脑、桌椅。”“喜庆横幅也省了。”陕西的政协会议，要从餐桌上开始节约。应该说，这样的表态即便是作秀，也该鼓掌欢迎。毕竟，党政机关的会议经费，用的全是民脂民膏。转变会风的口号喊了多年，表功的政绩报道经常有，至于实际效果有多少，有多少人去审计过，审计结果（如果有的话）又有多少人知道！

经济危机是灾难，灾难带来的是不幸，但不幸中还有一点幸事，这就是逼着所有人学会节俭。所以，上海人大的节俭理由是和经济形势不乐观挂了钩。不过，舆论对两地表态的反响批评多于肯定。对上海的做法评价是：“经济好的时候就可以浪费了！”“了不起啊，至少能代表大家说出点坐班车的体会了。”对陕西的做法更有意见：“为什么不能吃盒饭？”“自助餐的标准每人是多少？”“应该自付，美国的官员开大会都是自付餐费。”“怎么就可以说是节约了200W，要有凭证，600名代表，一人一天吃100元，四天是多少？才24万，离200万还差8倍，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伙食费每天是800元……”“这是中国陕西特色，拿点破事赚光环，200万要买多少头猪了，没人发一头都够。”

现代社会，会议是社会运行的必要内容之一，不开会肯定解决不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会议的公益性质，其成本主要由财政买单。缺乏会议预算，更缺乏会议的何以预算，以至于会议像过年，变成了消费——不，是浪费，甚至是挥霍的别称，变成了一种政治身份的特殊享受。经济危机来了，个别操办会议的机构意识到削减会议经费的重要性，有这种想法比没有这种想法好，美中不足的是这类“节俭”给人的感觉是迫不得已，是经济形势不好的权宜之计，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些会议早已是社会浪费的标本。这种节俭逻辑，大前提（经济形势）稍微有所改观，会不会回到原来大吃大喝的享乐式会议模式，不好说。

穷会应该成为中国会议新常态。学会开穷会，让穷会成为中国所有会议的新风尚，给世界树立个新样板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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