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获得“中国木兰之乡”美名的河南商丘虞城县，邀请彭丹担任“中国新农村工程木兰文化爱心大使”。很多网友反应强烈，认为请艳星彭丹代言“亵渎了木兰的形象”。（《现代快报》2007年12月6日）

千百年来，“花木兰”这个名字，妇孺皆知。然而，在讯息发达的今天，彭丹何许人也？如果不是遇她应邀代言“木兰文化爱心大使”，在大陆，不知道她的恐怕大有人在。在一个明星代言成风的时代里，李金斗代言中崎电脑设备、朱时茂代言苏美食品、周迅代言纯棉时装、孙燕姿代言服装，刘翔为联想二级代言（据“中国明星代言网”首页发布的信息），都没有遇到寒流，为何一个知名度并不算高的彭丹充当花木兰家乡一次活动的代言人，偏偏就犯了“众怒”？

有种解释是，“一提起彭丹，许多了解她的人都会想到其性感惹火的造型。”这样的理由，不是没有道理。毕竟，历史语境下的花木兰，是作为中华民族女英雄的形象出现。让一个曾经靠性感火爆过的女星担任和木兰相关的代言人，也许虞城县的领导没觉得有何不妥，却挡不住公众的思想“浮想联翩”。公众认为彭丹不够资格代言木兰，看似挑剔，实则是一种必然。人选的不合适，酿成了今天的这场“代言门”危机。尽管虞城县的官员辩解彭丹代言的是一次活动，而非花木兰本人，问题是，一旦将彭丹和“中国新农村工程木兰文化爱心大使”划起了等号，有几个人去熟记后边那个一长串的词组，将这个公式简化为彭丹=花木兰，再正常不过了。可见，即便此次“代言门”危机源自网友的误解，错也不在公众，而在于虞城县选错了代言人。

这个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新问题：为什么会爆发“代言门”危机？换句话说，这场危机背后有没有更深刻的原因？显然，答案是肯定的。

从本质上说，“代言”属于一种明喻，它追求的某种相似性——代言人和被代言的人或事之间，具有某种相通之处。按照这个标准，今天“繁荣的”代言市场里，委实找不到几件合格的产品。以前面列举的几个代言为例，没有哪个代言案例可以满足代言的相似性诉求。李金斗和刘翔和电脑设备有关联吗？如果有的话，充其量他俩是某个品牌电脑的消费者，是商业关系；朱时茂代言苏美食品，顶多他是苏美食品的品尝者，苏美食品和他之间，不具有更多的联系；周迅和孙燕姿代言服装，也是消费者和产品的关系。代言人和被代言产品的关系，既是松散型的，也是随意型的。换言之，随便换上一个明星，都可以充当该产品的代言人。麻烦在于，一种产品的代言人好比“择偶”，一旦选谁都一样，就不具有代言的价值了。遗憾的是，商家为促销，不惜重金聘请代言人，看中的是代言人的使用价值而已。这是一种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而不是代言与被代言的关系。

商家为自己的产品寻找“代言人”，虽然有指鹿为马之嫌，通常不会引起太多的争议。毕竟，即便公众明知充当代言的明星和被代言产品之间没有内在关联，仍可以将他（她）当作广告演员看待。借用历史名人的文化活动则不适合寻找明星充当代言人。如果单边行动，纵然找个特型演员，公众还会挑剔特型演员的人格和经历。彭丹遇到的麻烦，产生的委屈，即是例证。

借历史名人唱戏，不需要演员和道具，只要有实质性的行动就可以了。借人还魂，只能弄巧成拙。但愿木兰文化爱心大使这个前车之鉴，能够成为后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