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励志演讲”想到了《大长今》
□刘海明
“清华大学高考状元励志演讲团”在全国各地中学的巡回“公益演讲”已达四百多场。调查证实，清华大学并不存在“高考状元励志演讲团”，该演讲团两名主讲人并非“高考状元”，们所销售的“励志图书”则是非法出版物。（《京华时报》2006年1月15日）
给中学生鼓劲的“励志演讲团”，身份居然有假，应该是2006年初的又一大笑话。清华这块“金字招牌”，到哪所中学都有难以抵抗的诱惑力。所以，没必要责怪上当受骗的学校和学生们。备战高考，取经来来不及，有人主动“送经上门”，哪个敢轻易质疑？
不过，从“励志演讲团”事件中，禁不住让人想起了《大长今》。尽管没有核对准确的时间，想必“清华大学高考状元励志演讲团”云游四方，借励志演讲之名，推销非法“励志图书”之时，和韩国剧《大长今》热播的时间，基本上出于一个时间段。其共同点是，都在张扬“励志教育”，不同的是，咱们这个名不副实的清华“励志演讲团”，“励志”的目的是兜售图书，最终弄得声名狼藉；《大长今》也在励志，旨在教育观众从长今励志的过程中，有所感悟。相比之下，同样是励志，清华弟子的“励志演讲团”和韩国的电视剧《大长今》，孰长孰短，不言自明。
由此不能不让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现今社会，究竟该进行怎样的励志教育。姑且不说清华学子组建的这个“高考状元励志讲演团”身份有假，即便主讲人郑山林和暴强真的是当年清华的高考状元，即便他们出版的“励志图书”有正规的书号，其“励志”便值得肯定吗？从“励志演讲”到“励志图书”，宣扬的道理惊人一致：高考成功，便是励志最好的写照。我从来不否认高考成功是走向成功的主要途径，问题是，学习方面的刻苦努力，以及高考（包括考研、考博）成功，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励志目的，真不好轻易断言。高考励志的可怕之处在于，其价值取向经不起时间的推敲，因为这未免太过于暂时的功利性了。只要看看有多少高考成功的学生，到高校后意志消沉到什么程度，就知道“高考励志”的价值取向不可取。甚至说，这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封建科举观的变种。这种赤裸裸的考试励志观，害人匪浅，该扔到历史垃圾箱了。
《大长今》的励志，从形式到内容，比“清华大学高考状元励志演讲团”高明多了。《大长今》的作者和编导，没有煽动性的励志方面的豪言壮语，也没有搭配销售和《大长今》有关的“励志产品”，但是，《大长今》的原著照样卖得火爆。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人们从电视剧《大长今》中感受到的是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同样是“励志教育”，收效不一样是笃定的，倘若一样，反而不正常了。
任何教育，从本质上都是一种艺术。“励志演讲”的主讲人身份固然需要真实，但励志的目的和方式远比身份本身更重要。您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