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几年前的旧作，某先生后来针对此文又写了反驳的文章，也很合情理。

贴在博客，无非存储而已。

文学批评且须谨重

得阅2004年第6期某杂志某先生所撰《女诗人的胆量》一文，文中称我是“当代女诗人中的优秀人物”，同时提到的还有林女士、周女士，这在令我窃喜的同时也不得不为某先生对于传统诗词界现状的了解程度感到非常遗憾。接下来李先生把1998年出版的某诗集作为批评当下文学现象的理论依据，还把我的头衔冠以“北京青年诗社社长”，而我彻底退出这个诗社早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关于我的“无题绝句”，据我自己所知，只有1995年出过一本小册子，收录了120首。后来写诗间或懒标题目，但是并未集结。这所谓的《无题绝句三十首》不知道是什么“版本”（可能是别人辑选），何况这怎么是“专咏爱情”的呢？作为诗的作者，我很奇怪。

某先生认为这些诗中有个主人公，这主人公是女性，这女主人公就是作者本人，还提名道姓（用我的真名，不用笔名），对号入座。

我们评论古人的诗词，因为考古和文字资料的限制，难免存在一些主观臆测的成分。但是如果作者本人就活在当下，联系起来也不费力，那何必偏要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意呢？做文学批评，我以为最基本的是先要弄清楚作品本身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考察一下作者本人是怎么回事。某先生谈到的其他人的作品我没有发言权，对于自己的诗和人总还可以说两句。

依着追寻“本事”的原则，先说说作品本身的情况。某先生引用的三首所谓“爱情诗”中的前两首，是1997年1月5日，吴祖光先生把我叫到他家里，说南京建曹雪芹纪念馆，请他题诗，他让我先做两首启发思路，我在他家里当场做了这两首，后来祖光先生手书其中一首送给我，标名“书尽心红楼诗”。原作其中一句是“多情只有石城月”，因为“石”是入声字，虽然按照普通话格律没问题，但是怕行家挑毛病，先后曾改为“多情只有京华月”和“多情只有金陵月”，横竖这两地相对而望，变了地点，表达的感情没太大分别。1998年11月10日，《北京晚报》把这两首诗刊出，题为《为南京曹雪芹纪念馆写》。紧接着《北京晚报》于同年12月3日刊出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的和诗和小记。诗题为《和尽心女士原韵（咏南京雪芹纪念馆）》，诗如下：

其一

花落芳溪字尚留，不尊俗好自千秋。

金陵尽属时髦女，那复雕栏独倚楼！

其二

久说袁家随氏园，京华慎邸识真缘。

两京南北都寻遍，不见芹香二百年。

核对某先生引的那两首诗，再看看周先生所用的韵脚和诗题，大略可推测此诗出处。

某先生引用的另外一首诗也是有关红楼的，或曾以“无题”的面目出现，但是毕竟句中明摆着“红楼”字样，而且周汝昌先生的文中也曾经作评：“（诗略）此唯题以赠宝玉（或雪芹）方可，他人不足当此相亲莫逆之言”。

如果这样三首诗算是爱情诗的话，即使据此稍可推测作者的爱情观，则某先生据此演绎的有关我的种种亦显然莫名其妙。世间的感情有许多种，爱情无疑是其中非常美好的一种，但不是所有的感情都归为爱情；另外，主观叙述爱情经历与客观对爱情发抒的感慨还是有区别的，即使是作者写在笔下的有关爱情的文字也往往不能等同于作者亲历的感情。

品评作品不能对作者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写作诗词虽然有十几年的光景，但是仅属于“票友”。在创作和研究方面我深愿讨教于诸位前辈和闻道于先的同道，而各大方家对拙作的批评亦会令小女子受宠若惊并获益匪浅。在此，我只是不愿批评者误用了不相干的论据推导出莫名的结论，以致引读者入了歧途。

南朝萧纲曾说：“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这里断章取义。私意以为，虽然对于文学现象可以自由而谈，但针对具体作者和作品的文学批评还是谨重为好。

愿与某先生共勉。

2004-12-6初稿

2005-1-8改

2008-2-14（凌晨）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