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矛盾中挣扎的痛苦与解脱

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

试上高峰窥浩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这首《浣溪沙》词充满了禅意。

夕曛指的是落日，落日的余辉笼罩着山间的寺院，迷迷茫茫。“山鸟归飞急”，鸟急急忙忙地往巢里飞，飞到途中，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山势最高处的磬声高遏行云，“万籁此俱寂，唯闻钟磬音”。磬是一种佛寺中常见的铜制乐器，声音传播很远。怕浮云遮了望眼，皓月当空难得看分明，于是攀山登顶，透过树隙凝神向天际张望。居高临下，不经意之间，仿佛一切顿悟，能够看清远近巨细之物，能够了然众生生死之状，原来人间万物无非是滚滚红尘而已。就在顿悟的同时，却猛然惊醒，原来自己也是这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也正在尘世的欲望中挣扎，纷纷扰扰，忧患劳苦，不能自拔。

叶嘉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这样评介：“其天性中自有一片灵光，其思深，其感锐，故其所得均极真切深微，而其词作中即时时现此哲理之灵光也。”

写作了《人间词》与《人间词话》的王国维，以一双慧眼洞察人间万物，却终究摆脱不了人间的哀乐悲欢，他在矛盾中挣扎，并以极端的方式解脱了自己。

卓越的成就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一字伯隅，晚号观堂，亦号永观。浙江海宁人。中国历史学家、语文学家、词人、中国古文字甲骨文的杰出专家之一。清秀才。早年学习英、日文，16岁应海宁州试，补“博士弟子员”。

1889年，王国维到上海，在改良派办的报纸《时务报》任书记、校对，接受了新文学和西学的影响。同年6月，他又以业余时间入罗振玉主办的上海东方学社，从日本人学外文、理论等知识，并自此与罗振玉结成终生依托的关系。

1901年，王国维东渡日本，在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次年夏，他因病辍学回国，开始研究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著作。1903年起，他先后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并致力于文学研究。他1906年入京，专力治宋词元曲。

总的来说，王国维在1907年以前主要进行的是哲学研究。他注意将东西方哲学研究做紧密结合，在研究叔本华、尼采与康德的同时，还将很大精力倾注于儒学、诸子乃至清儒思想的研究，从而获独到心得。1907年起，他历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随罗振玉逃居日本，主要精力置于经史小学与历史地理的研究。他钻研甲骨文，金文和汉简，尤其在用甲骨文考证古史方面作出里程碑式的贡献。历史是民族的“记忆”，文化是种群的根脉，他呕心沥血，追寻这记忆，探找这根脉。他的史学研究大都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被郭沫若认为是“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鲁讯与王国维》）。

在文学领域里，王国维较早地吸收西方哲学和美学理论及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在文学的界说、文学的特质、作家论、创作论等问题上，都有新的开拓、新的贡献，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字起着重要的启蒙作用。他的《红楼梦评论》第一次对《红楼梦》的“精神”和美学价值作了认真的、比较系统的评价，在红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王国维对戏曲艺术的研究是开创性的。他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被称为“空前绝后”的。作于1912年的《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在戏曲研究方面的带有总结性的巨著。 

王国维在文学批评方面的代表作是《人间词话》，发表于1908年。他在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的洗礼之后，熔中西文化于一炉，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进行评论，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文艺理论体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向来极受学术界重视。

在文学创作方面，王国维作的词有《观堂长短句》1卷，可谓浑成高远。

王国维于1916年从日本回国，在上海编辑《学术丛编》。1918年任犹太富商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大学教授。1922年，王国维受聘任北京大学通讯导师。1925年任清华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讲授经史、小学（文字学）等科，并从事西北史地及蒙古史料的研究整理工作。当时他曾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是“教授的教授”。

王国维生平著作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共104卷（48册）行世。他是近代博学通儒，功力之深，治学范围之广，对学术界影响之大，为近代以来所仅见。王国维终其一生，学术三变，介绍康德、尼采与叔本华思想于中国、开展宋元文学研究，最终从事中国古史研究，创获巨大。他的学术著作，以史学为最多，文学为最深，文字学为最基本，并涉及其他许多方面。

内心的冲突

王国维自视甚高，诊断有词以来，“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

王国维的内心总有一个求实与求信的紧张冲突。“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是他遇到的最大苦恼。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他在《静庵文集》自序二中说：自己疲于哲学有日矣。以自己的学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衡量下来，“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哲学之说大抵“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的伦理学，与纯粹的美学，都是自己所喜爱的，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

除此之外，中国之政治学至于学术思想与政治制度的矛盾，是他一生不解的精神矛盾，使其陷入极大的思想苦痛之中。虽然王国维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但是他在政治上是顽固的“保皇派”。辛亥以后，王国维不仅留辫，不仅流亡日本，不仅自称“亡国之民”，而且其著作及书信对清室均以“我朝”、“本朝”、“国朝”、“大清”相称，无一例外。他始终以遗民自居，忠于亡清的态度极为鲜明。1917－1918年，他曾热切期盼张勋等复辟成功，并曾为此类“救国大计”作过周密谋划。1923年，已经退位的溥仪召他为五品的“南书房行走”。后期的王国维既是封建卫道士，也是亡清的忠臣烈士。

他对中国哲学不满以至失望，忧结的思绪终与海外哲学相连，灵智的慧目终于投射于康德、叔本华与尼采。对“纯粹哲学”的吸纳必然产生深层文化的忧思。一个社会既不可少政治与道德的思想，也不可无心灵的精神。唯心灵的精神是“纯粹之哲学”。可是在中国“纯粹的哲学”是很难站稳脚跟的，而哲学家又往往是政治家。他反对西方政治伦理思想，他对西学的接受是有选择，有方向的。王国维可称是最早将西方心灵文化引入国内，进而关注中国心灵文化建设的知识人中的一个。不过王国维的思想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主张吸收西方行上之学，也就是抽象的学问，而对西方政治伦理乃至科学论，也就是具体的政治态度却表现出另类的态度，可以说是后退。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政治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断裂的时代，而他本人又极具敏感的气质，“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对精神的疾患益觉难耐。

陈寅恪在给王国维写的挽词序言中这样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解脱的境界

王国维最著名的言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一生讲究“境界”二字。他的学问可谓大，事业也应该算是有成，但是他并没有获得自己所追求的境界。尤其是陷入痛苦的矛盾之中，他所选择的解脱的路竟是逃避的极端——自杀。他的死，留为永世的话题，启人无尽的深思。

王国维曾在《教育小言十则》中说：“自杀之事，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但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也。”而他最终便选择了自杀的方式。

1924年11月，溥义被逐出宫。王国维与罗振玉、柯绍相约一同投御河自杀，因家人监视未遂。

三年后，1927年的初夏，王国维有感于北伐战争向北推进之“世变”，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便修好遗书怀之，于6月3日清晨还到清华去上班，交待了一些事情，然后从大门口乘上人力车去到颐和园，自沉于昆明湖。王国维之死，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留下了难解之谜。

在他死后不久，清华师生捐款为其修造纪念碑。碑文是陈寅恪所撰，碑式为梁思成所拟。

关于王国维的死因，历来有“殉清”说、“殉文化信念”说、“罗振玉逼迫”说、“性格悲剧”说等。无论哪一种说法，王国维矛盾又忧郁的性格无疑都是不容回避的。

关于王国维遗书写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有人做了考证。据《宋史·范质传》，范质为后周世宗所重，曾于世宗临终时“受顾命”，辅佐年仅七岁的恭帝，但他却在赵匡胤夺取后周皇权、建立宋朝时“降阶受命”，未作反抗，有负重托。故宋太宗赵光义对他有如下评语：“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者。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耳。”范质“受顾命”、“降阶受命”均在公元960年，此时他正是五十之年。王国维在遗书中用了这一典故，足以说明其死是为了忠于前朝，即为了殉清。

另外，据说王国维之死与顾炎武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明亡后，顾炎武拒绝仕清，曾言“先妣……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无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记曰：‘将贻父母令名，必果；将贻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亭林文集·与叶讯庵书》)，又曾言“乙酉之夏，先妣时年六十，避兵于常熟县之语濂泾，谓不孝曰：‘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义不可辱。’及闻两京皆破，绝粒不食，以七月三十日卒于寓室之内寝。遗命炎武读书隐居，无仕二姓。……今将树一石坊于墓上，藉旌门之典，为表墓之荣”(《亭林文集·与史馆诸君书》)。辛亥以后，罗振玉曾对王国维“以亭林相期”，王国维自己则以“可几于亭林先生”自许，故“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身受国恩，义不可辱”云云，对王国维无疑具有启示作用，顾炎武及其嗣母之尽节、殉节，对王国维无疑具有典范意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云云，就是王国维对顾炎武及其嗣母上述言论的继承，王国维的自沉就是对顾炎武及其嗣母忠于前朝，为前朝尽节、殉节行动的仿效。

以上看法，可聊备一说。

   “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王国维的冷静与偏激都很鲜明，他把事情看得很绝对，无法从矛盾中摆脱出来。身在红尘不由己，苦寻净土而不得。是因为开了“天眼”看透红尘才更加痛苦吗？“身是眼中人”，不知也罢，清醒地觉察到了才“可怜”，这是深层的无奈，是不能化解的矛盾。

王国维的这首《浣溪沙》词作中显现着哲理的光辉，这光辉却无法扫除作者心底苦闷的幽暗。

其实人要么难得糊涂，要么就清醒到可以自解。大彻大悟固然不是易事，但有些事情总是可以顺其自然的。

尽心

2006-9-28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