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终结郑民生效应的恶劣传染

曹　林

28日上午9时，制造南平校园惨案的凶手郑民生被依法执行了枪决。郑民生被正法了，然而，校园血案没有终结，就在郑民生被枪决后不到6小时后——28日15时左右，广东省湛江市下辖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冲进校园，持刀砍伤18名学生和1名教师。这一幕，与3月23日发生在南平实验小学门前那血腥一幕何其相似，又一个郑民生，又一个南平血案。

尚不清楚是否有人员死亡，学校门口挤满了焦急的家长。没什么比孩子的苦难更触痛我们，没什么比孩子的安危更让人揪心，我想，公众的心一定与挤满在学校门口的家长们一样焦急。尚末听说有人死亡，这是相比南平血案惟一让人稍感安心的信息，期待受伤的18名孩子和1名教师都能挺过来。

一边牵挂着孩子们的安危，刷新新闻关注着他们的动态。一边恐怖于那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暗示：雷州的校园惨案，发生在郑民生被处决的当天，凶手选择行凶时间，发生在郑民生被枪决后不到6小时之后。我拼命地拒绝想这两件事间的联系，说服自己相信两者只是偶然的巧合。可时间上的紧贴和事件上的相同让我根本无法回避两者的关联，难以回避那个让人恐惧的暗示和隐喻：难道“郑民生们”真会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我的孩子的安全，我们校园的安全。

记者在现场看到，砍人的男子年约40岁，与郑民生一般的年龄。我不敢想，凶手是不是知道郑民生事件，知道郑今天被枪决，所以选在了这一天；也不敢想，他选择这样的时间是不是想向社会传递什么信息。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南平血案后接连发生的这起校园惨案，让人看到了犯罪令人恐怖的传染。

犯罪专家认为，犯罪是有传染性的。比如就有专家以前段时间接连发生的灭门惨案为例谈到犯罪的传染：如同疾病的传染一样，一种犯罪发生后，这种犯罪有可能被仿效而形成复制效应。潜在的犯罪人群从犯罪中受到启发，从中去发现、研究作案方式和作案手段，犯罪往往具有示范效应。专家举例说，1982年北京一的哥在天安门前开车撞死5名无辜群众，该案报道后全国好几个地方连续发生开车撞人事件。从凶手的作案方式和选择对象看，不能排除，雷州这起校园惨案是受到了南平血案的暗示和传染。

选择社会最脆弱地方报复社会，拿最没有抵抗力的孩子下手，郑民生传染了一种非常可怕的暗示。他被依法枪决了，他罪恶的生命终结了，可他种下的这个恶毒的魔咒传染开来了。面对这个让人心惊胆颤的犯罪传染，我们的社会拿什么去消除和斩断呢？

首先应该是在道义上坚持谴责和批判这种报复社会的恶劣行径。郑民生案发生后，舆论一片谴责之声，然而也有一些人站到了同情郑民生的那一边，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体制，认为郑的精神问题源于社会的精神问题，恶不在个人而在体制，是体制的迫害使郑从一个救人者变成一个杀人者。我是非常反感这种一出问题就统统往体制上推的论调的，顺着这种逻辑郑民生会被描述成一个反抗体制、反抗不公的英雄。这种思维看似深刻和站在道德高地，实际是一种鼓励以暴制暴的嗜血逻辑，一种渲染仇恨、推崇暴力的血腥思维。你受到不公待遇，你就可以杀人了，就可以拿那些无辜的孩子报复吗？一个失去理智的人屠杀孩子报复社会，不去谴责这种恶行，反而为这种失去理智的行为寻找道义借口，这样的论调无异是在为血腥报复推波助澜，在社会中传递了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心理暗示。郑民生心灵扭曲了，我们不能跟着他一起扭曲。

终结郑民生的恐怖传染，首先就是击碎他们那种“报复社会”的道义幻觉，收起那种不分是非的同情。社会要有这样的共识，报复社会杀人，是不可赦之恶；拿最无辜、最脆弱的孩子下手，更是万恶不赦。

另一方面是从校园安全防范着手。南平血案后，教育部专门开会分析了南平校园惨案，并要求学校门口须安装视频监控和入侵报警设施等。不知道雷州这所小学是怎么落实教育部通知的，怎么让凶手轻易进入校园并大开杀戒。犯罪已形成传染，校园管理者再也不能有侥幸心理，侥幸地以为血案不会发生在本校，侥幸地以为本地没有郑民生。把校舍建成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这不仅应表现在校舍防震上，还应表现在防范校园血案上。校园是一个社会最脆弱的地方，它很容易成为作恶者选择作案的地方，管理者不能存有侥幸心理。

斩断这种犯罪传染，可能还需要许多层面的努力，起码先要在这两个方面扎牢安全的篱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