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林

　　见多了将上访者关进精神病院，也见惯了以诽谤罪治异议者，以敲诈勒索罪抓捕上访者，倒是第一回看到，新闻发生在山西临县。该县兔坂镇农民马继文因土地被占将镇政府告上法庭，虽胜诉但政府却不归还其土地，迫使其拿着法院判决不断上访，他不会想到的是，同一家法院、同一个法官，如今判他“敲诈勒索政府”有期徒刑三年。镇政府称其以上访为名要挟政府，政府“被迫答应”给他6600元。（5月6日《中国青年报》）

　　不是说弱者一定代表正义，上访就占据着道德优势，如果上访者马继文确实敲诈勒索了政府，以非法手段向政府强行索要钱财，当然可以判其敲诈勒索罪。同一家法院同一个法官此前判其胜诉、此后判其有罪，也没有问题，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案件，前案事关土地占有，后案事关敲诈政府。问题出在，“判上访者敲诈政府”的司法判决疑点重重，缺乏起码的根据，让人感觉很像是“钓鱼司法”：政府和法院合伙设局报复上访者，设个法律陷阱让上访者往里钻，然后冠冕堂皇地以法律之名抓捕上访者。

　　首先，镇政府称其以上访为名要挟政府——正如中青报记者追问的是，敲诈勒索罪是采取非法的手段，马继文用的是上访手段，可“上访”是非法手段吗？如果说马继文称掌握了政府的丑闻信息，然后以此向政府索要钱财，这就构成敲诈勒索。可他仅仅只是去上访，上访是一个公民正当的权利，只要他上访不妨碍别人的权利，由其上访便是，法律自有公断。政府如对上访平常视之，上访何以能对政府构成要挟和勒索？

　　然后，最重要的是，一个没什么博弈资本的农民，如何能对掌握着国家机器、强大得多的政府部门构成要挟？即使在政府“为了缓解非正常上访造成的政治压力”而要其别再上访时，马继文确实向政府提出金钱要求——这只能视为其“为不能通过上访获得被占土地”而要求的补偿，算不上是敲诈勒索。从马继文的描述看，他没有主动向政府要钱，而是政府知道他上访于是找他解决问题，这种语境更可能是“要求补偿”而非“敲诈勒索”。

　　敲诈勒索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可一个农民能拿什么去威胁、恫吓政府呢？孤身一人手无寸铁地到镇政府向政府要不上访的补偿，如果觉得这个农民是漫天要价，要求完全不合理，政府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并报警。政府有公检法，有合法暴力的使用权，有庞大的权力机构，怎么可能会被一句“不给钱就继续上访”所挟持和绑架，轻易给了6600元并签了协议。

　　政府为阻止马继文上访，在镇政府解决问题，马就不上访要求补偿，政府给钱并签了协议，然后政府告其敲诈勒索，检察院批捕，公安抓人，然后法院判罪——这太像一个故意设好让马继文钻的法律陷阱，以敲诈勒索之名名正言顺地并执着上访的马继文关进监狱，从而完全维稳和息访任务。钓鱼执法事件之后，不得不让人对可能存在的“钓鱼司法”多点儿戒备。毕竟，在一些地方，承载着运输正义责任的公检法，很多时候只是政府推进自身行政意志的工具，政府以打压上访为第一要务，公检法有时会围绕这个任务转。

　　并非说山西临县这起“判上访者敲诈政府”就是陷害上访者的钓鱼司法，而是说，上访者已经与政府形成一种利益对立关系，政府有报复上访者之嫌疑——正因为有这种嫌疑，法院在审判这样的案件时应拿出充分的证据，以铁的事实和明晰的法条判得人心服口服，以法律摆脱“报复性司法”之嫌。可如今的判决疑点重重，事实不清，缺乏法条依据，很难让人信服。

　　新闻中的一个细节让人很感悲壮，不公的遭遇让马继文一家心灰意冷，马家原有四个孩子，分别叫青山、青水、青田、青娥，有山有水有田有娥，挺喜气的，但现在都没了，如今把名字改成了“无情”、“冰情”……这样改名传递着他们的寒心。冰冷的法律不仅让马家寒心，也让其他公民寒心，法律是捍卫正义的底线和公民最后希望，期待一个正义的判决，期待这个正义的判决还马家的山水田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