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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林
因“教育卖衣论”、“媒体无知论”等新闻发言一再成为“新闻当事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接受了新一期《南方周末》的专访,在面对记者“新闻发言人的职责是能提高所在部门的美誉度,你觉得你的发言是提升了教育部的美誉度还是相反?”时,王旭明回答:应该这样说,我的工作加强了教育部的透明和公开,加强了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中国不仅需要一个王旭明,还需要成千上万个这样的人,现在还远远不够。(8月2日《南方周末》)
说实话,虽然写过多篇文章批评王旭明的言论,也与其打过笔仗,但内心里还是尊重他的。一来正因为他的许多争议性言论,把中国许多教育问题一次次提上了公众议程,使教育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二来在于他的发言风格,虽然用语不当,但个性很强的发言比许多只会念稿件、只会宣告政策、只会打官腔的发言人强多了;三来是对其人品的尊重。听同事讲,王曾担任某年“中国教育好新闻”的评委,中国青年报应是让该同志平时最为头疼的媒体(因为对教育问题的揭露非常多、批评很激烈),可他在评选中为中青报的参评稿件一篇篇力争好名次,结果导致那一年度中青报在评选中几成席卷之势,以至引起《人民日报》的同行抗议,人品可见一斑。
说“中国不仅需要一个王旭明,还需要成千上万个这样的人”——我理解,这不是旭明先生的自恋,而是非常实在和坦诚的判断。各方面都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事务的透明化和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方兴未艾,当下民众的权利意识和表达欲越来越强,不仅教育和卫生,更多部门和更多事务需要像新闻发言人来加强与社会公众的互动,在互动中凝聚解决各种问题的共识,而不是在种种政治隔阂中加剧情绪对抗,所以“中国需要千万个王旭明”。
但我更希望在“王旭明”前加个“更会说话”的修饰语——中国需要千万人“更会说话”的王旭明。因为只有“更会说话”,新闻发言人的沟通价值才能得到更大的彰显。设置新闻发言人这个政治角色,本就是加剧官民沟通消弭误解的,本就是化解冲突的,而“怎么说话”又是新闻发言的核心,俗话说:一句话能把人说得笑起来,一句话能把人说得跳起来。新闻发言人只有“更会说话”,才能起到这种沟通效果。
毋庸讳言,旭明先生在“更会说话”方面做得不是太好。旭明先生总说媒体是在断章取义地丑化他,但总能说出让媒体轻易断章取义之言的新闻发言人,就得充分反思自身的表达问题了?新闻发言人一个素质要求就是要讲究修辞技巧,让自己的话充分有效率、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沟通政府与公众,寻求最底线的共识。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新闻发言人像旭明先生这样总被媒体断章取义的,从“教育卖衣论”到“媒体无知论”,再到“保护熊猫说”,动辄就被公众误解。为什么人们那么少地误解潘岳,那么少地误解武和平、吴建民、赵启正?从与我潘岳的交往看,他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站在公正的立场看,教育部这几年为解决教育问题做了很多努力,但为何旭明先生一说话公众就反感了,关键就在旭明在新闻发言中不顾公众情绪地用了过多刺激性的话语,让公众反感的“新闻发言”反而破坏了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使这一角色起到反面效果。
在与旭明先生交流的一篇长文中我谈到过:中国当下的社会太需要凝聚共识了,再内耗不起了。各种社会力量不把精力用在公益事业上,而是用在某种对立情绪的互相讨伐中,大家不是想着寻求共识,而是想着互受伤害,这就是内耗。像王旭明这样说一句刺激舆论的话,然后媒体和舆论大加鞭挞,然后王旭明再反批评,评论家再围殴旭明先生——这个过程对问题解决毫无助益,纯粹是一次社会资源的巨大内耗。要告别内耗形成社会共赢,媒体和公众需要理性,但更重要的是新闻发言人在发言时要有寻求合作和弥合分裂的善治态度,发言人“更会说话”,就不会有这个刺激-批判-反批判-反反批判的内耗链产生,整个社会的利益才会不断递增,而不是大家把力量用在互相的冲突和内耗中。
中国需要千万个“更会说话”的王旭明,而不是现在这样不断因发言成为“新闻当事人”的王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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