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立学者 | 秋　风

我非常喜欢韩寒——请放心，我不是同性恋。一家杂志拿他做封面报道，大字标题是：公民韩寒。我很开心。公盟曾经评选2008年公民责任奖，获奖者中有韩寒。我忝为颁奖人之一，可惜韩寒没来领奖。否则，我也可以就近观察一下这位“公民”。

称呼一个人为“公民”，曾经是发生在法国和俄国的两次具有破坏性的革命的时髦。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名贵的词。而用这个词形容韩寒，是再恰当不过了。韩寒是个流行作家，是个赛车手，是个杂志主编。可能有一些也许我并不喜欢的习性。但这些年，在公共领域中，韩寒已经用自己勇敢的行动表明，他是一个经典的公民。韩寒也向外界证明了他具有明确的公民意识。他说，自己只是在由着性子去做，是作为一个公民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这是难得的。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人，虽然在宪法上都被承认为公民，但真正像一个公民那样生活的人却很少。孔子曾经讲“必也正名乎”，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也只是说，君主应当有君主的样子，大臣应当有大臣的样子，父亲、儿子各有其正当的行为规范。按照这样的正名观，公民也应当具有公民的样子，才算是真正的公民。换言之，一个宪法承认的公民唯有具有公民意识、公民精神，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才算真正的公民。而在中国，做这样的公民似乎很难。

物质主义窒息公民精神

当代中国社会空前绝后、盛极一时的物质主义精神窒息了大多数人的公民精神。

韩寒说，当自己作为一个公民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时，只是在“由着性子”去做。有一本杂志把他的反体制和个人主义称为“西化的”，韩寒的回复是：“我不认为一个东西可以被称作‘东化的’或‘西化的’，这里只有一个标准——是否适合人类。”

这两句话意味深长，我愿对此做一番哲学阐释。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在与怀疑这一点的告子进行辩论时提出这样的论点：“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这里的仁义礼智四种德性，常被理解为私人之德，但其实，它们也构成了公民之德。所谓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之心，看到自己的同胞遭受权力侵凌，油然而生同情，并伸出援手。所谓羞恶之心，就是有廉耻之心，知道世间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所谓恭敬之心，就是对他人、对宪政、法治精神保持尊重心理。所谓是非之心，就是始终保有正义感，不能容忍某些人践踏他人自由、权利和利益。

按照孟子的说法，公民精神的这“四端”是人人都天然禀有的。但在现实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人都表现出了正义感，或者对遭受侵凌的同胞伸出了援手。告子也正是因此而质疑孟子的。孟子则说明：人心具有的这四端只是潜在的可能性，但很多人“蔽于利欲之私”，过于计较个人眼前的利害得失，因而在处于具体伦理场景时，不能克私去蔽，而是顺着利欲，做出了反道德、至少是非道德的选择。

所以，宋明儒家特别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这种说法在过去百年遭到一轮一轮批判，但在当代中国，实在也应当做一点理欲之辨。因为，今日中国之主流精神确实是过分的物质主义。韩寒是敏锐的，通过对郭敬明的批评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他不客气地指出，郭敬明的价值观是“最纯粹的物质”，而没有理想和精神的层面。以出版为例，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刊物就是时尚与理财杂志，它们所贩卖的就是纯粹的物质。最糟糕的是，它们告诉读者，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就是物质，根本就没有精神这回事。

当然，这样的非价值、反价值的精神，有很深刻的制度与哲学根源，这里暂且不去分析。基本的事实是，这种物质主义精神渗透在政府、企业、婚姻、家庭、教育、文化、甚至宗教等社会全部领域——权力、虚荣、金钱，都属于物质范畴。无数学者也从政治学、经济学、甚至伦理学的角度，为这种纯粹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进行论证、辩护。

韩寒的道德自觉与公民自觉

但韩寒却向所有这些物质主义者发出当头棒喝：这是一种“很贱的”价值观。每个人当然有选择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自由，如韩寒所说，这“不分对错”，“但是分贵贱”。这个世界上确实有高尚与卑贱、好与坏、是与非之分。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就是卑贱的，只知道物质的人其实就是放弃了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而自暴自弃，把自己混同于一般动物。

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具有公民精神。掌握权力的人如果被物欲遮蔽心智，就必然丧失羞恶之心，以为权力是万能的，肆无忌惮地运用、滥用权力；拥有金钱的人如果被物欲遮蔽心智，就会以为金钱是万能的，既用自己的金钱凌辱他人，又臣服于他人的金钱。相对而言既没有权力也没有金钱的人，如果被物欲遮蔽心智，就会在对这两者的仇恨与羡慕之中挣扎，既可悯，复可悲。

而这，就是当代中国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它的社会后果就是，公民成为一种稀缺物品。没有多少公民积极地监督权力，权力当然就肆意侵害弱者——相对于这种权力，所有人都是弱者。没有多少人关心公共事务，因而房地产市场异常火暴，但小区的自治却几乎都难以为继。没有多少人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因而，拆房拉牛式计生、钓鱼式执法、暴力拆迁就可以横行无忌。

人人都知道，幸福源于好制度。今天，人们也都知道，中国同样应当建立民主、法治、市场等制度。问题是，这种制度不可能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它只能由公民自己一砖一瓦地构建。民主、法治的受益者是公民，则哪怕是根据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计算理论，它也只能由公民自己来建立。

韩寒就是这样的公民。在近年来最为引人注目的公共事件中，都可以听到他那冷静、理性的声音，甚至于，有些事件的真相就是由他披露的。而看了韩寒的表白，我终于明白，在韩寒这种勇敢的行为背后，可以看到一位年轻人的道德自觉。是的，这些公民行为是需要勇气的，多数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商人、白领都不敢写作那些文章，不敢参与那些事情。他们害怕因此拿不到课题，害怕浪费自己赚钱的机会。而韩寒却相信，在物质之外，人生还有一些高贵的东西，值得为此而暂时放下物质。

这种道德自觉乃是中国发生良性变化、民主、法治、市场等制度趋向完善的基本动力。这其实是我最近研究历史的一个主要发现，而在韩寒身上获得了亲切的验证。我发现，历史上所有良性制度变迁的发生，都是因为社会中发生了一种道德自觉。它可能表现为西方的宗教改革，也可能表现为中国的儒家之道德自觉。由此，人们突然意识到，物质不是生命的本质，满足物欲不是生活的全部——当然，最初只是极少数人，然后逐渐扩大。人们意识到，人应当过一种有尊严、自由的生活。这种道德意识引导人们克服搭便车心理，从物质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工具，变成一个完整的人。这完整的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是一个公民。他会关心自己的同胞，关心周遭的公共事务，关心权力的运转情况。做这一切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只是“由着性子”。

作为社会观察者与历史研究者，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韩寒的思考和作为是否意味着当代中国已经或将要出现一次道德觉醒运动？（编辑 曹　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