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早被业界确定为“剧毒”的金融衍生品KODA正通过驻港外资银行流入内地，而它的主要职能就是专门“暗杀”富豪

□ 本刊记者 | 苗　野

对齐朋和赖建平等一群“苦主”来说，传说中的“剧毒”金融衍生品突然变得如此近切。

“我那501万美元是为了给家里患有自闭症、一生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孩子所存的养命钱。然而，由于对香港汇丰银行盲目的信任，掉进了银行设计的陷阱。仅半年的时间，501万美元就变成了5万美元。那是一场赤裸裸、血淋淋的掠夺。”齐朋向《中国财富》记者谈及自己的遭遇时仍然难掩激动和愤怒。

齐朋所谓的“陷阱”，指的是一种名为KODA(Knock Out Discount Accumulator)的理财产品。他以前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却糊里糊涂成了它的投资者，且最终让自己自闭症儿子的养命钱几乎化为了乌有。

 链接：KODA

“打折股票”是“累计股票期权”的俗称，英文叫Accumulator，或称KODA(Knock Out Discount Accumulator)，业界根据其特性及英文谐音，戏称之为“I kill you later”。 (我晚一点杀死你。)KODA除了以股票作为合约标的物之外，还可以把外汇、原油期货、贵金属等作为合约标的物。

作为一个风险极高的复杂金融衍生品，Accumulator具有以下主要特性：

1.是风险级别为最高级别5的高风险复杂金融衍生品；

2.收益有限、风险无限，可能会血本无归；

3.交易需要保证金；

4.适合对未来一年市场看涨时买进，看跌时千万不能做，否则会导致巨亏；

5.二手市场流通性有限，一旦买进，无法卖出。

具体来说，该产品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

1.买入股票的行使价往往比现价低10%～20%；

2.当股价升过现价3%～5%时，合约自行取消；

3.当股价跌破行使价时，投资者必须双倍吸纳股票；

4.合约期一般为一年，每张合约最低投资金额为780万元。

汇丰理财：501万美元变5万美元

齐朋的故事应该追溯到两年前的2007年3月2日，那一天，作为天津一家外贸公司老板的齐朋和妻子到香港汇丰私人银行开立了一个账户。出于对外资银行特别是它们为VIP客户提供高端理财服务的私人银行的信任，夫妇俩分两次向该账户存入合计501万美元，以此作为送给家中患有自闭症的孩子的一份“厚礼”。
齐朋当时还比较谨慎，特别向银行说明自己家里的情况，说他们存入的那笔钱主要是为了保值，可以做一些稳健的、均衡的、风险等级最高不超过中级风险的投资组合。

同年5月29日，齐朋的账户转由一位名叫薛千的理财经理接手。齐朋回忆说，接手他们的账户之前，薛千到天津来过一趟。当时薛千自称是被香港汇丰银行高薪从北美挖过来的高级专业人才，而且是汇丰银行所有理财经理中为数极少的资深董事。同时还说自己2006年给客户理财的平均年收益均超过30%。当时齐朋对自称薛千的理财经理印象很不错，认为他彬彬有礼。但是后来证明，他的直觉可能错了，而且错得不可原谅。

5月29日，即接手齐朋夫妇账号的第一天，薛千给齐朋夫妇打了一个仅有几分钟的电话，向齐朋推荐了一只一年期的“星巴克票据”，说可以市场价88.65%的价格每天购入200股，每天买入的价格不变，每两个星期可以决定卖出或持有。齐朋自称对金融产品知之甚少，出于对薛千的信任，没有过多追问，就同意购买了。

之后，薛千给齐朋发了一封邮件：“今天我看了您的账户，觉得有很多方面还可以改进。股票方面您在香港和美国都没有任何投资，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今天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一个股票的票据，是星巴克咖啡公司的。星巴克的代号是SBUX，是一个一年的票据，每天我们都会购买一定的数量。如果条件不变，那么，星巴克的市场价格是28.61美元，我们每天的买入价格是25.36美元一股，每天200股。”现在回想起来，齐朋明显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他明明知道我们没有任何股票投资经验，上来就给我们推销这种风险级别为5级的高风险复杂金融衍生品，而且还把产品包装成票据。这不是明显的欺诈吗？”

然而，代码为SBUX星巴克的“票据”仅仅是一个开始。之后的半年时间内，薛千帮齐朋分别购入了碧桂园、中国神华、远洋地产、中国铝业、中国人寿和富力地产等共计30只KODA合约，最大交易额达3.8464亿港元，超过齐朋原始投资额的10倍。齐朋夫妇成了香港汇丰银行KODA合约的常客，甚至还因前五个月略有盈余而被理财经理当做成功的案例向别的客户推介。但是，齐朋后来的经历应验了业界对KODA的那句经典评价：“I kill you later。”（我晚一点杀死你。）截至2008年10月8日，齐朋购买的30只KODA合约相继被香港汇丰银行强制斩仓，账户余额仅为5万美元，巨亏99%。

实际上，早在30只合约被全部强制斩仓之前的2008年5月16日，齐鹏夫妇就以银行违规销售高风险金融衍生产品为由，向香港汇丰银行进行过交涉，且提出了索赔。而同年4月12日，香港证监会的官员已经宣布，Accumulator(累计期权)是一种结构性产品，结构性产品只能卖给专业投资者，不可以卖给非专业投资者。齐朋夫妇据此认为：“银行首次向我们夫妇推荐高风险衍生品KODA时，已经承认我们在香港和美国没有任何股票方面的投资，明显不符合专业投资者的认定标准。”但银行方面另有说法。同年7月28日，银行复函齐朋夫妇，声称：“开户文件中显示阁下的投资类型为均衡型，风险承担等级为中级，说明阁下愿意承担中等程度的资本风险，以换取更高的潜在回报。故本行认为阁下决定投资累计股票期权（KODA）并无不妥，亦没有违反阁下的风险承担等级。”

齐朋不接受银行方面的说法。2009年10月5日，齐朋到香港与汇丰银行进行了当面交涉，要求听当时的录音，同时要求银行提供一份开户文件的复印本以供查阅。回到天津后，齐朋拿出原始开户文件与银行提供的复印文本对比，却发现复印本比那份装订完整的原始的开户文件多了一份风险披露说明。“那明显是汇丰银行跟我耍的又一个花招。”齐朋断言。交涉最终没有结果，但齐朋似乎从中悟出了一些门道。他告诉记者，KODA合约交易中，存在一个保证金陷阱——投资者“被套”之前，银行不会向投资者说明保证金规则，但当合约成立之后，银行就会单方面适用规则，达到操控、获利的目的。齐朋认为，保证金陷阱是最坑人的地方。假设交易期是250天，当股市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而交易已经履行到第50天了，银行就会要求客户三天内把剩下的200天未做的交割所需要的资金全部打到账户上，否则就强行斩仓。如此一来，客户前面所投入的钱就全没了。“所有KODA的受害者都是因此而血本无归的。”齐朋说。齐朋说，他还会与银行抗争下去。

荷银投资：2100万港元化为乌有

汇丰银行的“套路”似乎具有很强的可复制性。

北京创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赖建平是荷兰银行香港分行（以下简称荷银）私人银行的VIP客户。作为KODA的受害人，他发起成立了一个KODA“苦主联盟”。“KODA就是金融领域的‘三聚氰胺’，带有先天的欺诈性。理财经理推销的时候欺骗了我，实际操作过程中又欺骗了我。”赖建平仍然显得愤愤不平。

2007年 6月的一天，赖建平夫妇于北京某酒楼见到了荷银私人银行职员张宁。席间，张宁亮出了荷银私人银行董事的身份，游说赖建平夫妇到荷银私人银行开户交易，自告奋勇要为赖建平担任投资顾问，承诺提供优质VIP私人银行服务，保证“保底收益20%以上”，且当场准备了一套英文文件。由于张宁是赖建平朋友的学生，加上对荷银的信任，赖建平夫妇当即就签署了全套英文空白文件。“签署文件的过程中，张宁未向我们做任何解释和提示。100多页专业性很强的英文文件我们不懂，张宁只告诉我们均为银行开户时要求的例行文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另外，张宁单方面填充、选择协议内容，明知我根本不是专业投资者，却给我选择了‘是’。明明未提供中文文本，却声称按照我选择的语言即中文向我提供了协议文件。”赖建平据此推测说，“此举为日后向我推销KODA埋下了伏笔。”

7月的一天，赖建平再次见到了张宁。张宁用了三个多小时向赖建平说明打折买股票的好处。赖建平动心了。

7月24日，赖建平的第一笔资金420万港元到达了荷银私人银行的账户上。当天，张宁建议赖建平做了两个KODA合约。7月31日，又增加三个KODA合约，最大交易额近2400万港元，差不多是赖建平账户上全部净资产的6倍。此后，张宁又连续建议赖建平进行了多个KODA合约交易，截至11月20日，张宁总共为赖建平买入15个KODA合约，2个DCD合约，累计最大交易额达上亿港元。此间，赖建平取得过一些“利润”，但账面总净资产只有500多万港元（包括自营现货股票的利润），而且赖建平没有追加资本金投入，而KODA合约金额余额则通常接近2000万港元。“2007年7月24日至11月底，我一直只有数百万港元的保证金，无论市场涨跌，从未被要求增加保证金。截至2007年11月底，我的KODA合约金额约为1780多万港元，账面净资产则为700余万港元。”赖建平说。

但好景不长，由于港股直线下滑，赖建平不得不根据合约以行使价双倍吸纳那些已经跌破行使价的股票。自2007年11月至2008年3月短短四个月内，赖建平被迫借高利贷追加保证金近1500万港元。“到最后，我账户的保证金远远超过KODA的最大交易额，是之前我总投资的若干倍。”赖建平抱怨说，“银行牢牢把我们骗进了精心设计好的圈套，而且以斩仓、解约赔偿相威胁。”

之后赖建平逐渐意识到，里面存有“猫腻”。2008年6月初，他向荷银提出口头投诉。大约6月10日，荷银派出两名工作人员到北京与赖建平会谈，但是近三个小时的会谈没有取得具体结果。荷银承认交易有问题，但没有给出具体的处理意见。

6月19日，赖建平向荷兰银行发邮件，告知“鉴于问题的复杂性与严肃性，为分清责任起见，我们决定自今日起不再过问我们账户内的具体后续操作事宜，一切由你们来决定，账户现有一切资产的处置及后续合约的履行等问题概请你们自行处理”。次日，荷兰银行复函，确认收到投诉，正进行调查，一月内书面答复。当时赖建平的账户股票市值约1400万港元。

赖建平回忆说，按照合约，他的账户每月10日应以每股7.15元的价格收购中海集运约5.5万股，每月22日应以每股7.54元的价格收购复星国际约15万股，每月收股需要现金约150万港元。然而，荷银自6月19日起至9月10日，既未答复账户处理问题，亦未要求他继续收购股票，因而未从账户里扣除资金。

到9月9日，荷银向赖建平发出书面通知，列举了2008年6~8月三个月其账户应收KODA股票详单，告知已行使抵销权，从账户扣款400多万港元。次日，赖建平复函荷兰银行，告知因对方不当销售、失实陈述、利益冲突、欺诈等多种原因，双方有关KODA合约无效。

但9月19日下午，赖建平再次接到荷银的通知，称其账户保证金差额已接近400万港元，要求其于9月22日前用现金补足保证金，或者承担损失，解除部分合约，逾期要采取银行认为适当的一切行动以维护银行方的利益。根据合同，银行取得授权不必事前征得客户同意，就可以在客户账户余额不足的情况下，向客户提供限额内的贷款购买股票，从而保证客户继续履行KODA合约，银行据此书面通知赖建平追加保证金。

2008年10月16日，荷银单方面强行斩仓。至此，赖建平投资于荷银的2100万港元全部化为乌有，还倒欠银行200多万港元。

监管空白

齐朋和赖建平绝不是孤立的个案。

根据公开的数据，2007年，香港的私人银行中，以KODA形式购买股票的投资人高达七成，私人银行的资金占香港散户资金一半以上。客户人数不多，但是金额庞大。香港证监会2008年4月发布公告称：“根据金融监管机构所收集到的数据，我们估计已发售的KODA合约名义价值约达230亿美元，当中若干合约的杠杆作用并未计算在内。”

另有数据表明，2007年，整个香港金融市场成交的KODA合约总值超过1000亿美元。另有投行报告指出，2007年香港销售的千亿KODA中，过半卖给了内地投资者。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接受《中国财富》记者采访时认为，KODA看上去很诱人，但潜在风险很大，因为它“赚有顶，蚀无底”。客户购买KODA后，当股票价格升过现价3%~5%时，合约会自行取消。但若股票跌破行使价时，投资者必须双倍吸纳股票，损失就会不断扩大。因而，KODA被业内称为“富豪杀手”，往往是“赚一粒糖，输一间厂”。当谈及自己缘何会如此轻易地一步一步走进外资银行的“圈套”时，齐、赖二人几乎一致认为，那是因为对外资银行的盲目信任，理财顾问没有告诉他们此种交易所可能出现的风险，甚至没有告诉他们游戏规则。但是当他们尝试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时，却发现自己和外资银行进行的交易处于监管的“真空地带”。因为KODA属于境外产品，境内没有相关的监管机构。根据香港证监会规定，KODA的入场费超过800万港元，投资者被视为“专业投资者”，他们和私人银行间的投资行为，无须得到证监会核准，因此不受当局监管。

齐、赖与外资银行的交涉仅仅是个开始，但令他们觉得“蹊跷”的是，当他们去找银行理论时，原先一直负责帮他们购买KODA合约的理财经理全从人间“蒸发”了。

齐朋新的理财经理叫董建明，当《中国财富》记者拨通他的电话时，被告知正在上海出差。于是又拨打董的手机，却处于关机状态。

之后，记者致电负责与齐朋交涉KODA事件的香港汇丰银行工作人员谭建伟。当记者说明来意时，该人以为客户保密为由，拒绝发表任何意见，且声称一旦透露，会受到香港法律的制裁。经记者再三追问，谭给了记者一个据称是香港汇丰银行对外发言人梁先生的电话。记者几经周折拨通了谭给的电话后，却被对方直接挂断。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念鲁接受《中国财富》记者采访时说，作为私人银行的VIP客户，应该享受的是全方位的服务。现在已经不是银行讲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时代了，而是要讲银行价值最大化。换言之，银行应有社会责任感，要对投资人利益负责。一味“忽悠”投资者，明显是银行职业道德的缺失。港交所前董事韦伯（David Webb）称Accumulators是“剧毒”衍生产品，呼吁投资银行停止发行，以免荼毒投资者。然而，内地投资者却屡屡成为被荼毒者。

“KODA能够成为冷酷的‘富豪杀手’，一方面是因为该产品设计的独特性，而金融监管的滞后则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吴念鲁坦言，我国对境内理财产品的监管已经上了正轨，但还不成熟，对境外理财产品的监管就更不成熟了。因此，一定要把对金融理财产品的监管提到相关的议事日程上，已经到了采取硬性监管的时候。KODA推销过程中，存在误导性销售和“暗箱操作”，致使银行理财过程中信息不对称、不透明，从某种程度上说，带有一定的欺诈性。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理财产品中心副主任袁增霆认为，此种投资产品一般由私人银行出售给高端客户，他们投资多半是看重高风险产品所能带来的高额回报，而对风险预估不足。中国属于新兴市场，银行理财还是一种新生事物，无论市场还是监管均不成熟，缺乏相应的运作规则，用境外的法律看待境内的产品销售行为，是不妥当的，甚至是违规的。“但是产品的违规销售，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袁增霆直言。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此前曾表示，坚决反对高杠杆率下的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必须遵循风险可控的原则。然而，此话对外资银行似乎影响不大。

（编辑 张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