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作家笔下的灾与难

               沈东子

一个国家发生重大疫情，老百姓最关心的自然是疫区的消息，疫区内千家万户的生死存亡，这种消息本该通过媒体传达出来，如果在媒体上见不到，或者见到的不够真实，大家只好求助于自媒体，芳/芳的《日记》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所以在网上不胫而走。实际上芳/芳的热读现象，恰好陪衬出媒体的缺位，她本来是个作家，新闻不见了，她只好以作家的身份，担当起记者的责任。

《日记》让人联想起二战时期的《安妮日记》，犹太少女安妮一家，为逃避纳粹的追捕，在阿姆斯特丹的一间秘密小屋内，躲藏了25个月，日记记录的就是这25个月的见闻和内心活动。安妮是有预感的，她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我希望我死后，仍能继续活着。”安妮一家后来被人告发被捕，她死于集中营。她如自己预料的那样，继续活在后人的记忆中，活在她留下的日记里。

有人质疑除了芳/芳，为什么别的作家不吭声？质疑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质疑的对象未必准确，这个问题应该抛给全中国成千上万的报纸，似乎更合乎情理，它们为何不把武汉普通百姓经历的苦痛登上头版头条，无论图片还是文字都见不到？好像武汉的事是别国的事，如果真是别国的事，反而早就报道了。而对于本国的事件，我们已经习惯了媒体的缺位，似乎不报道或少报道，是天经地义的事。

还是说回文学吧，这领域我熟。从文学的角度看，作家的文字往往更深刻，也更厚重，这是文学与新闻报道的区别，所以要求作家担当记者的角色，是一种现实无奈。面对如此深重的灾难，面对无数芸芸众生在灾难中的哀痛与挣扎，我相信中国的作家们并没有忘记，只是表达的方式多种多样，并非只有直接描述这一种。国家不幸作家幸，事实上据我所知，许多作家都在积累素材。

爱伦·坡在小说中多次写到过黑死病，特别喜欢以黑死病为背景，描写人性的贪婪，在《红死魔的假面具》中，他描述一个纵欲的王公，逃离黑死病疫区后，依旧不忘寻欢作乐，沉迷于酒池肉林。假设在付出巨大代价后，瘟疫最终被控制住，可寻欢的仍旧寻欢，作乐的依然作乐，这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公平，那么这代价岂不是白白付出了，或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问：我们明日之生活，是否配得上今日之苦难？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轰然爆炸，给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造成的伤害难以统计，光是由此罹患癌症的人数就达20多万，由于前苏联的严密封锁，许多真相都秘不示人。爆炸发生那年，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38岁，她花了11年时间，采访了上百位受害者，直到1997年才推出《切尔诺贝利的祈祷》一书，给那段历史留下铁板钉钉的记录。18年后，她由于对包括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人为灾难的记述获得诺贝尔奖。

相对于记者对当下的笔录，作家对人性的关注要更深入。另一位诺奖作家加缪写过一部小说《鼠疫》，写的是北非阿尔及利亚一座城市，鼠疫猖獗期间的封城故事。医生里厄为了治疗病人，背着药箱走街串巷，得以近距离见到灾难时期的众生相，也见识到人性在危难中的伟大与卑微。小说写于二战期间，加缪自定义为“记事体作品”，其实是想强调其包含的现实意义，那就是对如鼠疫一般侵害欧洲的纳粹思想的警觉。

法国人加缪写鼠疫，拉美作家马尔克斯则写霍乱，他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书，对哥伦比亚曾经发生过的霍乱疫情，做了极其生动的描述，肮脏的居民区，动物的尸体，市民的恐惧，都历历在目，不过这些都只是背景，大作家要描写的是人性的挣扎，一对年轻恋人阿里沙和费尔明娜，如何穿越50多年的风雨，在霍乱横行的年代，在一艘悬挂霍乱黄旗的轮船上，第一次拥抱在一起。别人都在躲避，只有他俩相拥，这世间能与邪恶和灾难对抗的，永远是向死而生的智慧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