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件尴尬事（五）

              沈东子

●许多年前的一个夏日中午，我去附近菜场买米，买了两大袋，左右手各拎一袋，沉甸甸的往回走，走着走着感觉有点吃力了，想换换手，可周围没地方搁，毕竟是吃的东西，不想往地上放哈。这时我见不远处路边有辆摩托车，心想在车座上搁一下比较合适。我走到摩托车前，把两袋米往车座上一放，歇了口气，不过就在搁上去的那片刻，我察觉车座上有一层薄灰，这车显然有一阵子没人用过了。没人用过的车，怎么会在路边停那么久，怎么不停在车库里？我正纳闷呢，忽然从树影中闪出几个矫捷的身影把我围住，一个低沉的声音冲我说：总算把你等来了！我有些茫然，另一个人大概看出了蹊跷，问这车是你的吗？我说不是。说着拎起我的米，走开了。那几个身影有点悻悻然，又缩回阴影中。原来公安同志在搞埋伏呢，把我当成了偷车贼或接头的贩毒分子。

●年纪大了，有时会被请去讲课，渐渐明白原来老师的老，也是衰老的老，一个人只要不死，熬到一定岁数，自然就成了老师。编辑这行当有这点好处，自己什么也写不出，但照样可以对别人的作品品头论足，一次给大家讲小说，顺便点评各位的新作，说这里如何如何好，那里如何如何不好，说得忘乎所以，说了什么事后也忘了。没过多久遇上过春节，忽然收到一包腊肉，说是自家腌制的，请我尝尝，打开一看是一只腊猪嘴，我先是一喜，后是一愣，喜的是早听说猪嘴好吃，脆脆的，还从未吃过呢，愣的是这不分明是在暗示我，我的点评说的不好，长了一只猪嘴吗？狗嘴吐不出象牙，猪嘴也吐不出的。当然后面这一段，是自己给自己开的玩笑，不过我还是很感谢送猪嘴的人，提醒我任何时候说话都要有分寸。

●我这人说话直，跟领导的关系不太好，不巧又同住一个院子，免不了会打照面，但从不打招呼，连头都不点。一次在大门口碰上，照例不点头，同向走一段路，还是不理睬，不想走到丁字路口时，两人同时停下来，同时拿出了手机。我是来等车的，看那样子他也等车。为了避免尴尬，我与我要等的人通了几句话，说着就走到了路的一侧。他走到另一侧，也打起了电话。这时一辆车飞奔到我跟前停住，窗玻璃摇下，伸出一脑袋冲我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让您久等了，第一次来，走错路了，走到北区那边去了。我朝马路另一侧指了指，示意他找错人了，他要找的人在那边。可他不管不顾继续往下说：给您带了一点东西，小意思，不成敬意……这时我等的车过来了，我走向我等的车。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的派头也蛮像领导的，甚至比领导还像领导呢，要不别人也不会跟我说那么多话。

●遇上冬天我喜欢躺车里晒太阳，一次把车开上小区内一篮球场，觉得反正这地方挺偏僻的，也没人看见，就把两只臭脚架车窗上，双手一团在阳光下睡了。你还别说晒太阳睡觉是一大享受呢，睡着睡着就会做春梦。不过春梦没做成，窗外响起一个小男孩的声音：“叔叔。”被人弄醒了瞌睡，又被人瞧见自己翘脚的样子，心里好不自在，可看见对方澄澈的眼神，无论如何发作不起来，没好气的问：“干嘛？”“我们想打球。”原来我把小朋友的地给占了，古人停车坐爱枫林晚，好歹是枫林，我停在球场上算是咋回事呢？只好悻悻然把车开走，透过反光镜看见几个小男孩抱着篮球在击掌欢呼，庆贺赶走了一个霸占球场的怪物，他们怎么就没想过，遇上的是一个多么通情达理的叔叔？

●七十年代末去上海，那时上海跟全中国一样，还很穷，坐出租车是富人洋人的事。我不是富人洋人，但带着行李，挤不上公交车——上海的公交车有多挤，用不着描述了，于是叫了一辆出租车。车到目的地，我准备下车，因为拿着行李，一把推开车门，推得大且突然，后面的一辆自行车躲闪不及，一下撞车门上。骑车的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子，看样子像女工，她连人带车摔倒在地，我当时傻眼了，不知说什么好，正愣着呢，不想她爬起来，连声对我说对不起，说她一时走神没注意到我开门，说完慌忙上车走掉了。我撞倒了别人，没向别人道歉，反而还接受别人道歉，这已经不是尴尬，简直是恶行了，每每回想起来都有羞愧感，谨记于此警醒自己。

●是人就有忘性，忘钱包忘钥匙是小事，那么忘什么是大事呢？一天下午快到吃晚饭时间，忽然接到朋友电话邀约饭局，正值盛夏时节，衣服也不用换，就出门了。饭是好饭，菜是好菜，可我吃着总觉得有点不对劲，等到炖菜上来，侍应生点着保温的小蜡烛，我想起来了，家里的燃气灶上还煮了一锅骨头汤！我吓坏了，来不及跟朋友做解释，拦下出租车就往家里奔。走到半路看见一辆消防车从后面赶上来，朝我居住的小区疾驰而去，心想这下完了，倒不是在乎我那点可怜的家产，想到的是如果殃及邻居烧死人，这辈子就罪孽深重了，好在那消防车在前面拐了个弯，奔别处去了。打开门我看到了惨烈的一幕，厨房里烟雾弥漫，有一股诡异的味道，嗅了嗅，想起来了，好像在火葬场闻过。锅里的骨头已成焦炭，好在钢锅是德国货，没变形。各位，忘什么都不能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