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 边 之 月         

         沈东子

利用去厦门的时机，专程去了一趟泉州，去看开元寺里的弘一法师纪念馆。这次行程我筹划已久，主要是想看看弘公最后十余年的生活环境。泉州自古香火兴旺，是佛门要地，开元寺内有东、西二塔，体积庞大，气势恢弘，是泉州的标志。塔是这样一种东西，站在面前你必须仰视，从而对天产生敬畏，收敛自己的各种欲望。古人大概觉得塔越高，离天越近，所以总是设法将塔修得高一些。这两座巨塔原先是木制的，后来改为砖砌，再后来又改成石头，上面有精美雕刻，旁边有千年古桑，大殿中央是缭绕的香火，设想李叔同早晨推开房门，心情大概不会太坏。有朋友见我去探寻弘公遗迹，不免有点担心，问你不是想出家吧？前段时间我本来是想剃光头的，觉得光头有光头的方便，若真剃了光头再去开元寺，我出家的可能是不是大增？出家哪是这么简单的事，不经历苦行，只是嘴上的奢谈。

其实二十岁上下，我已经是居士了。那时遭遇人生低迷，忽然很想看看佛教方面的书，就写信向丰子恺先生的女儿丰一吟求教。丰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师，丰先生的老师是李叔同。丰女士把我介绍给朱幼兰先生，朱为上海佛学名士，曾任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与丰子恺合作《护生画集》第四集，丰作画，朱题字，造诣是很深厚的。我与朱先生通过几次信，他称我为居士。所谓居士，就是不出家，居家修行的人士，我那时清心阅读，也算是一种修行吧。我向朱先生借阅了一些佛学书籍，都是市面上见不着的，其中就有一部弘一法师的《晚晴集》，民国版的。说实话，以我彼时的阅历和定力，想读懂里面的偈语还早了点，但佛教讲究的是通性，心到了，总会渐渐悟到。我每看完一本，就在里面盖上自己的印章，再寄还朱先生。至今记得弘公遗言：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这话是写给几位朋友、弟子的。

寺内有弘公的不少手迹，大殿的门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是手书朱熹对泉州的评价。橱窗内有一件小横幅“只管自家，不管人家，看一切人，皆是菩萨，唯我一人，是实凡夫。”这是法师的内心历炼，现代人恐怕是反过来的，看一切人，皆是凡夫。同样意思的还有“我当于一切众生犹如慈母”。弘公对佛教的最大贡献，是给这门宗教注入了积极的东西，世人常把皈依佛门视为看破红尘，对人生万念俱灰，没路走了才信佛，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凉，佛门似乎成了落难者的收容所，听说谁做尼姑或和尚了，那一定是遭遇了人生之大不幸。弘公不一样，他当年决定做僧人，想得很周全，出家前先绝食（不绝水）半个月，看看自己能不能适应僧人的清苦生活，而后又独坐屋内一个礼拜，倾听亲朋好友的各种劝说理由，最后才正式皈依佛门。

弘公既削发为僧，则努力救世，这世包括世人，也包括佛教本身。他一贯强调老实信佛，将佛拉近人间，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佛经，他宣扬的佛是有亲和力的。同时他还强调入世，而不是遁世或避世，亲自为厦门第一届运动大会会歌谱曲，说明强身健体也为佛门教义，以积极方式介入社会生活。弘公的佛学观，让人想到马丁·路德对基督教的改良，基督教曾一度走入深奥晦涩的路径，神甫宣讲的内容距凡人的内心迢迢遥远，路德由圣经引出许多新理解，从而把基督教从沉沦边缘挽救过来。佛学也一样，尤其五四后渐陷萎靡，遭受新文化运动强烈冲击，弘公身为新文化先驱鼻祖，来一个华丽转身，归隐山林潜心学佛，对当时社会的震撼可想而知。章太炎晚年也学佛，主张以传统文化救国。太炎救国，弘公救世，区别在此。

如果说弘公对普世有感召力，那感召恐怕更多的是来源于他的人格与智慧，优秀的人格给智慧添了光华，智慧又给人格抹上了神秘色彩，倍增感染力。世上许多事业，是因实施者的品德而升华的，没有优秀的实施者，任多么宏大的理想，最终也只是笑话。弘公39岁出家前，也曾走马章台浪漫到极致，于音乐、美术、戏剧、诗词、书法等都表现佼佼，堪称一代宗师。他最终选择皈依佛教，一方面固然显示出宗教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舍身饲虎的决绝，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本色，也正因为有这分决绝，弘公才赢得佛家尊崇，被推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世祖，成就了他圆满的生命之月。

弘公归西时特意交代身边左右助念佛经，并说：若见余眼中流泪，此乃“悲欣交集”所感，非是他故，不可误会。意思是说若是大家看见我流出了眼泪，那是悲欣交集的缘故，不是我眷恋世俗生活，而是对世间的慈悲。笔者在开元寺门口见到这样的景象，大殿门槛上坐着几个乞讨的老人，有的失明，有的拄着拐杖。换了其他寺庙，可能会把人撵开，但开元寺没这样做。设立佛门，本意就是拯救众生，佛门毕竟不是衙门。也曾在杭州西湖边上，见一长溜从诸暨过来的老太太，头上缠着白毛巾，手拉手，迈着碎步结伴而行，去灵隐寺拜佛。她们读懂过几本经书很难说，但那分虔诚打动了旁观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