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高压下，中国央行已有数位局级干部落马，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这位——孙国峰。4月18日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刊出通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检查和检查调查。一时间，消息轰动全网。

为什么孙国峰的落马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估计：（1）货币政策司是央行最重要的司局之一，位列央行下属司局之首，所以除行级领导外，货币政策司的文章和言论也备受市场关注，经常代表着重要动向；（2）孙国峰经常出席新闻发布会，就金融市场注目的货币政策问题做出解释或回答记者提问，所以他也算是名人；（3）孙国峰的落马，说明中国金融反腐正向纵深挺进。

货币政策司有多重要？非常重要。它负责研究、拟订货币政策调控方案并组织实施，拟订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并组织执行，研究提出各种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并组织实施，拟订并组织实施本外币存款准备金政策、本外币利率政策、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及相关管理办法，拟定中央银行本外币公开市场操作方案和操作规程并组织实施，拟订货币政策战略，研究改进货币政策框架的政策措施，健全货币政策调控体系，承办宏观调控部门协调机制的相关工作。

大致可以这样说：尽管这个司局没有货币政策的最终拍板权，但货币政策的建议、实施方案等都是由这个司局放到领导办公桌上的，货币政策确定之后的具体组织执行和实施也是由这个司局一手操办的，是央行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方向的核心部门。

如此重要的部门势必掌握着国家重要信息。要是有人利用这样的信息与外部机构合谋成为利益关系，那可能都不是简单的腐败问题，而是罪大恶极。因为，这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并让国家稳定金融市场付出巨大代价。当然，孙国峰现在还只是涉嫌违纪违法，具体违反了哪条纪律、哪条法律还有待未来结论。但我们不得不说是：孙国峰作为货币政策司司长似乎并不称职。

今年1月20日，中国经济周刊发文《不要企图废掉货币政策武功——央行讲话需要避免授人以柄》，文中明确批评了孙国峰。我们举例说：2020年初新冠疫情初露肆虐迹象，基于疫情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消极影响的判断，央行1月6日决定降准0.5百分点。1月16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对货币政策给予解释。就是这场发布会上，孙国峰指出：“发达国家经济体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低，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高，所以相比之下，我国总存款准备金率比较低。他还说：存款准备金率具有维护金融稳定、抵御金融风险的作用，当前维持一定水平的存款准备金率是有必要的，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处于适度水平。当然，根据宏观调控需要，进一步降准也存在一定空间，但这个空间是有限的。”

孙国峰的这番话当时引起市场热议，各路分析中，不乏消极解读，认为未来央行不会继续使用降准工具。从股市表现来看，这样的说法，让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孙国峰要把“法定存准率”和“超额存准率”混为一谈？理论上说，法定存准率高或上升意味着货币紧缩，而超额存准率高或上升意味着货币宽松，二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尽管两个国家的“法定存准率+超额存准率”——总准备金率大致相等，其货币松紧的内涵却截然相反。所以，用总准备金率是否大致相等去评价货币收紧程度，显然很容易造成市场误解。

再有，中央一再强调货币政策“以我为主”，而在此背景下将我国存准率简单地与美国比较，也会让我们失去对货币政策是否适宜国情的独立判断。还有，货币政策的实施关键在于引导市场预期，谨防“哀莫大于心死”的后果，而并不在于释放多少资金，提供多少流动性。所以，央行总是把降准释放多少资金作为重点，而不是给市场建立政策的方向感，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所以，央行无论如何不该给出“降准空间有限”的预期。

但是，如果我们去翻阅历史，每次降准，孙国峰几乎都会出来说“降准空间有限”，包括2021年1月15日的新闻发布，他依然强调“不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历史上的准备金率相比，目前存款准备金率都不高”。此言再次引发“降准空间有限”的市场猜测。降准空间是不是有限？当然有限，无非是现行比例到零而已，而每次降准都会压缩这个空间，但正因如此，我们就更需要倍加珍视每次降准在市场预期引导上的作用，而不是用“空间有限”去给降准政策打折。

那正确的货币政策表述应当是什么？央行副行长刘国强指出：“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保持总量稳定，避免信贷塌方。”他强调：“要抓紧做事，前瞻操作，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及时回应市场的普遍关切，不能拖，拖久了，市场关切落空了，落空了就不关切了，后面的事就难办了。所以不能拖，要走在前面，及时回应市场的普遍关切。”

其实，只要解放思想，认真学习新事物，中国货币政策手段多的很，空间大得很。比如最近黄奇帆再次提出的人民币“换锚”问题，这不仅可以大幅提升中国基础货币供给能力，同时还可以大幅化解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但这件事，曾经遭到孙国峰的批判，他认为这是现代货币理论（MMT）的作法，认为货币供应量就该由金融机构（市场）说了算，而不是政府财政说了算，并将MMT原本的“财政货币一体化”扣上“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帽子。

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央行这么担心政府出于赤字需求而超发货币，却不担心商业金融机构出于投机需求而超发货币？实际上，MMT的创建者兰德尔·雷在《现代货币理论》一书中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商业金融机构依托“神奇的粥锅”——既贷款变存款、存款变贷款的信用创造能力去实现广义货币（M2）的发行（这实际就是我们常说的：依托货币乘数的提高去创造M2，M2=基础货币×货币乘数），这往往是造成泡沫和金融危机的祸根。

MMT恰恰是看到了这样的问题，才提出货币是主权、货币是股权、货币是央行的概念，试图让货币发行权回归中央政府，而提出“在严格政府预算、防范通货膨胀的前提下，为实现就业最大化而考量货币发行之度，并提出货币和政策原本就是一家人，必须在货币发行上密切配合。”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理论对中国极具积极意义和借鉴价值，也非常符合中国特有的现实体制优势，但为什么孙国峰等却对之嗤之以鼻？这仅仅是学派之争？问题是：作为国家实际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否可以因学术偏好而排斥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方法？

据报道，央行市场司司长邹澜已经调任货币政策司，希望这位新司长能够秉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让中国货币政策发挥更大效用，完成中央交给的稳经济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