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已经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却是长期的，须臾不可懈怠的。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一直是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在首要位置。

在所有重大风险中，金融风险当属重中之重，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22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有“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担当作为，求真务实，防止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

毫无疑问，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异常复杂，变化多端的背景下，面对可能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特别重要。但我们认为，尽快、尽量化解或制服“灰犀牛”特别重要，而化解或制服“灰犀牛”才是最好、最有效的防范方法。所以，面对“灰犀牛”的任何拖而不决，都将贻误战机。

对金融而言，所谓“灰犀牛”的含义无非是：明摆在那里、随时都可能爆发的风险。针对这类风险，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关键性金融主管的主要领导，都必须“担当作为，求真务实”，把化解或制服放在首位，而绝不只是消极应对或防范。

但我们必须看到，从过去多年里，关键金融主管部门的作法大致属于“被动应对大于主动之治”，这样的境况恐怕需要有效转变。我们观察到，金融主管部门也希望主动治理，比如刻意压制债务杠杆率的增长，甚至希望它负增长，但从实际效果看，不仅收效有限，而且经常导致经济增长也被同时压抑。所以，治理“灰犀牛”需要解放思想，发挥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避免被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约束。

地方政府债务过高，已经严重滞涩中国经济健康增长，这是明摆在中国金融管理者面前的“灰犀牛”，有没有办法治理？当然有，详见2022年3月31日《中国经济周刊》“如何破解30万亿地方债，央行可以这样干”。其中所提出的方法借用了《现代货币理论》的部分合理内核，同时也借用美国2019年以前应对金融危机的合理作为。我们明白，这样的方法似乎不大可能得到货币主义信奉者的认同，但我们还是要提出来，希望中国金融当局能够集思广益，以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松绑。

从实际情况下，中国金融当局并不排除“采取特殊方式”处理债务杠杆过高的问题，但它们更愿意把这样一种做法，视为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处理方式，而不认同将此作为“降低债务杠杆率的常规方法”。但我们认为：那些危机处置方法，完全可以被用于非危机时的金融风险处置。这实际是：防患于未然，主动制服“灰犀牛”的有效方法。

更为激进的认识是：遵从《现代货币理论》采用2019年以前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作法，势必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并以美国确实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作为证据。但我们认为，美国之所以发生严重通胀，不是《现代货币理论》的错误，而是2020年之后美国政府的作法大大超出了《现代货币理论》所能容忍的货币投放。比如，它违反了《现代货币理论》防止工资和物价循环上涨的原则，违反了财政赤字必须带来税收增长原则，等等。

正因如此，我们认为：不能用当下的恶性通胀，去否认2019年之前美国化解危机、破解高杠杆政策的正确作为。尤其是：目前物价上涨绝非单一货币因素的前提下，武断地将物价上涨全部指向通货，这不仅有失客观，而且会严重制约中国有效制服“灰犀牛”的手脚，贻误制服“灰犀牛”的战机。

我们有必要明确一个基本且大概率的逻辑：当中国经济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之时，恰恰是我们驯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灰犀牛”的最佳时机；如果我们能尽快有效驯服这头“灰犀牛”，反过来，它会有效扭转中国经济“三重压力”下的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