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在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以及美国强力抨击人民币低估的两位参议员刚刚离开北京之际，美联储宣布将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再次提高0.25个百分点，达到了4.75%的水平，这是2001年以来的最高值。此举，无疑为包括中国央行利率政策以及其它一系列宏观政策的运用，提供了更大操作空间。

比如人民币利率，它在历史最低位已经徘徊两年有余，过去不宜上调，主要是为了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理论上说，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利率差越小，热钱投机人民币的成本就越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越大。这就是美联储的连续15次加息，人民币始终没有跟随加息的主要原因。但换一个角度看，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利差越大，中国央行利率政策的越灵度也就越大。

因此，当美联储本次加息之后、中美货币市场利差已经接近3个百分点、此间人民币升值幅度不过3%的前提下，人民币利率要不要动？怎么动？需要其它宏观政策怎样配合？目前似乎已经到了有关各方必须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综合问题综合解决

中国的宏观经济目前至少面临着五大急需解决的问题。其一，固定投资存在反弹压力，原因的“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各方面的投资冲动很难减弱；其二，银行的钱太多（流动性过大），仅今年前两个月，人民币储蓄存款就增加了1万多亿元，这些钱大量堆积在有限的货币市场，不仅使货币市场收益率长期低位徘徊，而且使央行回收货币的成本越来越高，效率越来越低；其三，银行不可能长期固守货币市场极低的收益，转而形成贷款冲动以契合固定资产投资冲动；其四，放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浮动空间，不仅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不可能久拖不决，而且也是中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改善贸易条件的必由之路；其五，消费疲软可能带来的通缩压力。

鉴于问题的复杂性，运用单一政策手段几乎不可能达到理想的调控目标。因此，综合各方面信息，一种较为合乎逻辑的综合调整的猜测是，央行首先应当适度提高再贴现率，借以引导贷款平均利率向上调整。

其次，在扩大法定准备金率差别的同时，细微上调法定准备金率的平均水平也是有益的。但幅度不宜过大，毕竟法定准备金率每上调1个百分点，就将有2000多亿元的基础货币被突然锁定，政策力度过大。

第三，央行完全可以使用公开市场手段，回收一部分央票，相应放出适量的基础货币，借以平衡基础货币上调再贴现率和法定准备金率所带来的紧缩。这不仅使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效率大大提高，而且还可以减低央票利息的支出，节省货币政策成本。目前，市场上有着2.1万亿的央票余额，这样的规模，央行足够用了。当然，央行还可以通过下调超额准备金利率，引导商业银行将货币投向市场，从而对冲紧缩政策。

第四，放宽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浮动区间，利用利率上涨，自然而然地引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有序升值，也为央行进一步测试市场，发觉汇率平衡点的提供了条件。

第五，加快资源价格改革的步伐，避免通缩。

第六，保持存款利率上限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