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特别挑食儿，这在物质匮乏，买点肉都要定量供应的年代，算是个比较招人烦的毛病。比如我妈给我弄了些猪肝，说那玩意营养好，我死活不肯动一筷子，理由是“吃起来有股泥巴味”。我妈给我做羊肉焖胡萝卜，我先把胡萝卜从碗里挑出来，嫌它吃起来闷头。然后又把羊肉挑出来，嫌它带上了胡萝卜味。我妈看我瘦，杀鸡，我说她炒的鸡太老，啃不动。她改用高压锅炖，我又觉得太油腻。她不甘心，又学着做白斩鸡，我说像吃死人肉（我从小就特能胡说八道吧，自己点赞一下）。我妈说不吃拉倒，我给于海芬拿去。于海芬是她的小病号，比我大三几岁吧，得的是再生性障碍贫血，刚送来那会，我妈看了她的血象报告，低得令人不敢相信，旁边的医生说，他们是把洗瓶水拿去化验了吧，一定是搞错了。以前医疗条件那么差，我妈这个儿科医生，治疗再生障碍贫血也不是强项，就把她当女儿来治，到各医院产科跟她找脐带血来注射，平时家里有好吃的也总不忘给她带一份，最后硬是给她把这病治好了。这些是题外话。   

      我的这些挑食的毛病，一下乡插队全好了。回城里，我妈看我吃东西那个胃口，就像换了个人。她由衷地感慨：广阔天地啊！

     吃东西挑，倒也挡不住我学习烹饪的热情。我不是那种爱做家务的孩子，唯有烹饪会显得比较主动。不过我用油太费，我妈心疼油，不大喜欢让我来掌勺。这个毛病也在下乡后一并改了，我妈再看我抠索索地下油炒菜时，对我以后过日子变得有信心了。——广阔天地啊！

     那会我能做的菜不多，都是跟一个医学教授学的。

      我父亲有个老朋友，也算是他的前辈，以前在桂林的一个卫校当校长，好像是反右那年从天津下来的，与大名鼎鼎的吴阶平是同班同学，都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这位虽然来到桂林多年，生活还是很讲究，去他家做客，总少不了一道果菜沙拉。七十年代市面上根本买不到沙拉酱，他的夫人就自己做，做法其实也简单，就是用鸡蛋黄加油使劲打，打到它粘稠得能立住筷子为止。这个方法我后来自己试过，难度不大，就是费事儿，打得胳臂酸胀也出不了一碗色拉酱，不过我自己最早对西餐的理解就是从这道菜开始的。八十年代到上海，一个朋友请我去红房子吃西餐，我点了几个沙拉，才知道自己打出来的酱和人家那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顶多算是个乞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