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辨识度
(2016-04-18 08:01:57)
西贡是一个让玛格丽特.杜拉斯脑子里始终保持新鲜感的城市，除了炎热和空洞，还有一丝让当代小资无比着迷的忧郁。就个人记忆来说，这样的西贡需要漫长岁月的不断粉刷，才会显出它独一份的魅力，从老旧中透出情绪的弥新，强烈的个人辨识度，最终那个西贡就属于她一个人。我们那年去越南，对于印证杜拉斯记忆中的西贡是有期待的，但一出了机场就懵圈了，它除了极度繁华与混乱，整个城市像飘摇在由密集的摩托车搭建起来的浮桥上一样，完全无法与《情人》里那个鬓云乱洒，酥胸半掩的西贡对应上。
我一直相信记忆本身也是有欺骗性的，他人的记忆像迷宫，个人的记忆也难免添油加醋。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可以记忆的对象在本质上都是想像的对象，我们总是相信那些我们愿意相信的东西，并且以记忆的方式将它重新塑造。所以我听人谈论与记忆有关的东西，会下意识地观察他的眼神，那些神采过于飞扬的叙述者在我看来是不可靠的，只有盯着自己膝盖和脚尖的人，会在我心中形成相对平稳的信任曲线。
同样的原因，来自官方的记忆往往过于高亢而显得缺少诚意，甚至充满刻意的隐瞒与颠倒黑白，这种伎俩其实极容易识破，你只是无力去抗诉，便由它去了。翻开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教科书，它特别像一个人的西贡，最后就算找出一百个西贡来拼凑，也难以复原本来的面目了。所以把它视为一种具有党派辨识度的强权记忆，是我们这些以不关心真相为借口的人从历史中脱身的最好方式。
老爸因为上了年纪，近来记忆力衰退得厉害，但他喜欢重复地和我家90后叙述我童年中的一件小事：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经常找来些残破的玻璃，用毛笔画上连环画，然后在晚上关了灯用手电把这些画面投影到墙上，美曰其名“放电影”。我们那时住的是筒子楼，放电影的时候很多人跑来看，包括隔壁的老太太。我不知道老爸为什么对这件事情记得如此清晰，显然它并不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到的一件事。我想人老了，他无法做到选择性地遗忘，还是会选择性地记住一些东西。但是他的想像力跟不上了，失去了添油加醋的那种随机性，无论陈述多少遍，事情永远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这种记忆有相当稳定的结构，行走在时间的长河里会形成持续的幻影。这个幻影比信口雌黄更能转化成我们对生命价值的美好味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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