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现在还有几个人像我这样迷恋老书。比如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我就会时常拿出来翻阅。这书是荣如德翻译的，我本来有两套，后来送了一套给人，自己那套也看得纸页发黄，颇有文物意味了。毕竟这是三十多年前购入的。后来国内又出过新译本《癌症楼》，但我没再关注。除了荣如德的译本已可大大满足我，也因为我本能地排斥所有的新译本。

有段时间我的家庭开始与“癌症”这个讨厌的词发生了频密的联系。先是1999年夏天母亲发现患有结肠癌，于是住进了广东省第一人民医院癌病房。母亲当了一辈子医生，在这个关节眼上还是明智地选择了西医治疗，很快就做了手术。医生说手术后五六年内如果不复发，就说明治疗非常成功了。这一晃近十七年，癌症没有再找她的麻烦。

2007年夏天父亲经常开始失眠，最初以为是神经衰弱，住进专科医院后查不出原因，医生建议转院再查，居然是脑癌。父亲当了一辈子的外科大夫，当然还是选择西医治疗，仍然住的是省医的癌病房。手术那天是主任开的刀，原来计划两小时，打开一看情况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四个多小时后才推出了手术室。两个月后，父亲和母亲一道又满世界乱跑，参加那些永远也参加不完的各种老同学聚会了。

我在这两个特殊时期都走进过癌病房，得益于阅读索尔仁尼琴后的心理铺垫，我对这个癌病房的感觉并不是那么冰冷和恐怖，相反它更像封闭式的戏剧空间，让我很好地观察了那些病友。《癌病房》要告诉人的主题之一，便是无论你处于什么样的社会阶层，面对癌症时都只有一个身份，那便是病友，死亡面前人人都不可能有特权。我有个朋友，他给自己买了一份五千万的重大疾病保险，我当时笑笑说，这个世界上五百万都治不好的病，五千万也同样治不好的，除非你愿意把自己冷冻起来。

这会是一个绝好的电影题材吧，某个冷冻人在二百年后醒来，虽然癌症治愈了，但他没有亲人也没有同事和朋友，更看不懂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成了多余的人。这样一个人的内心还会有重获新生的幸福感吗？

再说一下母亲在癌病房的奇遇。

父亲曾多次和我们说过抗战时期举家逃难的事，当时日本人打到广州，奶奶带着几个孩子长途跋涉来到广西容县。父亲的记忆里，容县不仅安宁，也有大片的甘蔗地和糖厂，颇有些世外桃源的景致。当地的一个大户人家收容了这一家老老少少，奶奶当起了私塾先生，学生就是两家的孩子，在那里他们一住就是一年多。父亲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一家的姓氏和地理位置。

母亲住在癌病房时，还有另一个女病友，是广西来的，身份是报社记者。母亲突然想向她求助，看能不能找到当年的那一家人。没想到把事情一说开，原来那位女记者就来自容县那个大家族，包括那段广州人家逃难的历史，她也略知一二。

癌病房里的故事，有戏剧性吧。

索尔仁尼琴曾有过八年被流放的生涯，他的这本书也充满了那种流放感。每个癌症患者其实都是被逐出正常社会的流放者，需要在希望、失望与绝望中反复挣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们这代人普遍体验过的流放，它让人从肉体到心灵都饱受有如癌症来临的惊悚与威胁，这可能也是我特别爱读此书的缘故。据说一个正常的人在读过《癌病房》后的反应，便是将自己全身上下摸个遍，看看身上有无奇怪的硬块。这种悲剧性的阅读体验，来源于现实的不安全感。

有时路过医院，看着里面惨白的楼房，你会庆幸自己暂时没有和那个封闭的空间发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