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螳螂最著名的两个典故，一个是螳螂捕蝉，一个是螳螂捕蛇。这就很容易让人误解，好像螳螂是个万能的捕手，遇到什么就捕什么。

    连蛇都能捕捉的螳螂太过于神奇了，所以这个“张姓者”的讲述很难令人信服。我读《聊斋》时虽然年龄不大，已经可以明确地定义此人是个大忽悠，很有可能是个北京人或者天津人，侃爷，侃着侃着就把螳螂捕虫侃成了螳螂捕蛇。当然也不排除曾经有一种很幼小的蛇，像毛线般纤细，有迷人的花斑，见到螳螂时不光不吐毒信，还扭扭捏捏地卖弄一下风情。反正是古时候，谁敢说那条蛇不曾存在过呢？只是到了大忽悠那里小蛇就快速勃起了，体型像充血的阳具那样成长壮大，最后终于成了碗口粗的大蛇。这样的话平凡的螳螂也才有资格被蒲松龄记录下来并且千古相传。

    法布尔在他的《昆虫记》中错过了一些我们熟悉的面孔，但他没有错过螳螂，这种既凶悍又娴美的昆虫。关于螳螂他与蒲松龄有完全不同的视角，似乎更注重于描述它的精神世界。这也是他高明的地方，明明要科普你一下，还顺便让你心里胡乱地悸动，总觉得那些话的后面处处都有隐悟。你看，连我这样没有慧根的人都觉察出来了，你若认真地读着这些段落肯定也唏嘘得不行。比如这几句：“多年以前，在古希腊时期，这种昆虫叫做螳螂，或先知者。农夫们看见它半身直起，立在太阳灼烧的青草上，态度很庄严，宽阔的、轻纱般的薄翼，如面膜似的拖曳着，前腿形状如臂，伸向半空，好像是在祈祷，在无知识的农夫看来，它好像是一个女尼，所以后来，就有人称呼它为祈祷的螳螂了。 ……“

    如果以短句分行排列，基本秒杀当下的诗人了。这两天我应景地读了新鲜出炉的诺奖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的几首诗，真不敢说比法布尔更有天份。不过在法布尔的眼里，也许螳螂更接近一个诗人的特质，他甚至认为螳螂在对付敌人时使用了心理战术，从而使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蝗虫吓得腿软，最终失去了逃生的机会而死于螳螂锯齿般的铁臂之下。在这段经典的描述中，螳螂带有太多的诗意，像一个昆虫王国艾略特版的电锯狂人，在花蕊与蜜汁之间饕餮着它的猎物。如果是在和平年代，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祈祷者，三角复眼里写满无限虔诚，两臂优雅地弯曲着，脸上流露出奥黛丽赫本式的羞涩。

    但我一直怀疑欧洲大陆的螳螂与亚洲的螳螂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就像人种一样。我见过的本地螳螂从外表上与法布尔记录的并无大异，但是却显得十分骚包，好像是从另一种级别更低的生物刚演变过来，迫不及待地想把所有进化的优点都表现一番。它们最得意洋洋的自然是那翡翠一样的凶器，为了很好的展示，它们总是在阳光灿烂的时候，选择一个逆光的角度面对着你，这样一来它的胴体就格外通透，有如一块绿色宝石。如果你因为阳光过于刺眼而想换个侧面，它会一直转动着头，身体却保持着原样，不可思议地引着你转上一圈，最终回到原先那个在它看来是最佳的观赏位置——这当然也与螳螂特殊的颈部结构有关，因为它的颈椎之间是没有椎间盘的，这使它的头可以像滑了牙的螺丝那样无限转动——更骚包的母螳螂还会把屁股慢慢地撩起来，两胸努力地前挺着，同时将它的薄翼刻意张开，在光芒的包抄下神眉鬼道地挑逗着你，像足了减肥成功的芙蓉姐姐。我努力回想了一下见过的螳螂，好像都有极善于利用逆光的禀赋，当光线柔和散淡时，它们就会尽量躲起来。所以在阴天想见到它们并不那么容易。

    这种与生存并不相关的本能对于昆虫来说多少有些奢侈，所以它们也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个是技术型的寒带螳螂，主要生活在欧洲；一个是骚包装逼型的热带螳螂，主要生活在亚洲。当然它们也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身体内都潜伏着诗意的残暴，遇见天敌时毫不手软。因此欧洲人在纪录片中给他们的螳螂配上的音乐，多数听上去都很恐怖，让人联想到死神来了。亚洲的螳螂目前尚未有自己标志性的音乐，如果一定要选几首，我觉得多半会是儿歌。因为用孩子来吓人，效果往往更好。

（好像昆虫的随手记录也有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