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随旅行团去桂林，当地导游为了搞气氛，教团友学说桂林话“狗肉”，并解释“狗肉”在桂林还有“哥们”的意思，然后让大家见人就挥手叫对方“狗肉”。虽然我知道即使是桂林人也不会这样去和人打招呼，毕竟“狗肉”不同于“你好”，这样做只会显得你很弱智，但是大家玩着都觉得很开心，他们以为在桂林人人都是“狗肉”。

　　各地方言中，我一直认为桂林人对语言的运用有极大的自由度，造词方面常常喜欢铤而走俗，有的俚语明显带有匪气，却能很快突破小范围而日常化。如果有兴趣考证一番，会发现这是一种行走状态中的俚语，起程的时候速度很快，走着走着就慢了下来，然后被新的俚语超过。

　　广东人一直以来就称卖淫的为“鸡”，我来广东二十年了，基本没怎么变化。这样做的好处当然也很明显，就是可以将“鸡”规范化，《汉语辞典》里再出现“鸡”时，解释也不仅仅局限于家禽，从而更容易在全国范围内广而推之。但是想象一下，当有一天我们的新闻联播也不再称之为“从事卖淫活动的”而改称为“鸡”时，谁还愿意沿用这样土鳖的官方说法。
　　在桂林方言中，我清楚地记得这一类女人经历过“麻包”、“臭张”、“卯妹”几个阶段性称谓。虽然她们的共同点都是用身体作为资源实现某种目的，但是却各自涵盖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具有不可替换性。

　　比如七十年代流行的“麻包”，它的意思与北方话中的“破鞋”极为相似，主要特点就是乱搞，但没什么经济索求，是比较原生态的享乐主义者。我还记得那时人们口中吐出这个词时的表情，多半是一脸正气加上点心神往之（毕竟麻包们的生活有一定的超前性），特别有道德感的人，还会在麻包之前加上个“烂”字，以示决不妥协与宽容。但是这个俚语终于没能走进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因为那么点男女之事实在经不得大惊小怪了，性享乐主义者越来越多，若以从前的标准，现在简直要成了“麻包”的天下了。
　　“臭张”一词则流行于八十年代初期，那会麻将风刚刚兴起，有人就把那种打出去既胡不了又没人要，一点用也没有的牌称为“臭张”，并引申到了有相同性状特征的女人身上。要是一个男人出去乱搞，则被叫作“抚臭张”。也是，那时市面上还没什么从事性服务的专业人士，男人要有了点过剩的精力，“抚臭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更具有商品经济社会特征的“卯妹”出现了。它指向的是一个带有明显功利，以骗富佬捞好处为目的的群体，而实现的过程则被称之为“敲卯哥”。与北方职业的傍大款相比，“卯妹”们更具有游击习性，基本上是无规则可讲，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会像“傍”那样，多少得来点真格的，又不会像纯粹的“鸡”那样赤裸裸地进行交换，算得上是桂林特色的一种。

　　广义上的俚语都具有行走状态，一但固定在某个位置不再移动，它就不再是俚语而成了一个正儿八经的词汇。词汇的特点之一是可以进入汉语的正册，比如“二奶”一词就是因为生命力过于顽强，终于摆脱了俚语的命运，修成了正果，入选新版本的《汉语辞典》。但更多的俚语不会有这样的运气，当然，它们自己想必也不是太在乎能像“二奶”一样登堂入室，它们追求的就是阶段性的表达快感，在特定的一个时期，它丰富的语义是任何现成的词汇都无法替代的，尤其是我们在被大量平庸的阅读带来的陈词滥调窒息过后，人有时候会不自觉地想沾上一点秽语癖，来放大一下情绪的局部，这时粗鄙的俚语便成了不二的选择。而我一向认为只要不将秽语过度暴力化，于心理健康也是绝对有益的，
　　我所以要把桂林俚语拿出来说事，是因为在我印象中的桂林，是一座市民普遍患有轻度秽语癖的城市，它从来不缺乏这方面推陈出新的灵感，那种有语言洁癖的人士是不适合在桂林生存的。

　　另一方面，俚语也承载了对市井生活的记录，失去了行走的状态，就割断了语言给予我们的温暖，变得冷漠和不好相处。
　　这几年桂林的俚语中，无论是“臭张”还是“卯妹”，都被“鸡”给收编了。就像北京前些年兴过一阵说“喇”，意思虽然都差不多，但听起来就生动多了。尤其是前面再加个“大”字，能入木三分地刻画出该“喇”名气之大宰人之狠，可惜好像“喇”也被“鸡”收编了。看来这只“鸡”的势力真不可小觑，大江南北统吃。有时我不由要恶狠狠地想，这只“鸡”怎么就不死呢？
　　最近有学者担心“二奶”进入辞典会带来“道德上的尴尬”。这些娇滴滴的学者所呈现出来的语言洁癖乃至道德洁癖，确实很让人感到头疼。他们在生活中也是远离粗俗的俚语而从不受到困扰吗？还是每听到一次就得恶心半天？也许我们真应该捡起几块俚语作为砖头，扔到这些宝贝们的头上，打得他们满脸满身是麻包、臭张、卯妹、大喇，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汉语辞典》，还有很多人在消费这样的语言，并建议他们郑重地考虑一下，是不是该把“傻逼”一词也收进辞典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