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死了之前，还有谁死了？

——以“学术”八卦下余华、韩寒们

这几天有人在博客上疾呼“文学死了”。

一百多年来，“××死了”成了一个落满灰尘，又不断被拭去的词语噱头，一再被掷出。最著名的就是尼采“上帝死了”的诅咒，但既然说到文学，不妨说说巴尔特与福柯的“××死了”。

巴尔特对学术界造成的最大冲击来自于他的“作者死了”的宣言。在他看来，作家只不过是某部作品真实和潜在的语法主体，而不再是过去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潜藏在文本背后的实体存在。在文本中，“主体渐渐消失了，就像蜘蛛在自己结网是销声匿迹了一样”（巴尔特《文本的快乐》），作家变成了一种形式，变成了一个人称代词。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言本身是一种系统，我们一旦进入到这个系统中，就必须放弃自己的绝大部分个性，真实的我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我不能够书写我自己，这样的我怎么还能书写我自己呢？它一旦进入了书写状态，书写就会把它消解掉，使它变得毫无价值……”。（巴尔特《恋人絮语》）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死了”。所以，在巴尔特那里，语言学不是一种学术方法，象在斯特劳斯那里那样；语言作为一个自足的系统，成为了文本作者必须面对的逃脱不掉的梦魇天网。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你是巴尔特的信徒，你可以说莫言死了、余华死了、韩寒死了、郭敬明死了……等等，谁是杀死他们的凶手？答案:语言。

“作者死了”的宣言足以让文论界震惊，但福柯提出的“人死了”的观点则可谓是骇人听闻。这个观点的提出同样是以语言学为背景的。在福柯之前的人文学界，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一直是诸多学人的意趣之一，人被定义成了“正在生产、劳动和言说的动物”，并且一般认为，从人种学到社会学再到文化学的视角对人的本质的探讨，是人们逐渐达到终极真实的路径。但福柯不同意这种通行的看法。在《事物的秩序》中，福柯指出，将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和文化存在来研究的学科，和那些自从16世纪直至今日相继充斥着医学实践的“身体”观念一样，没什么“科学性”可言。事实上，根本不是科学，而是在文学，而且是在一种致力于语言的文学中我们才找到了对人的问题的回答。按福柯的逻辑，正是在这种文学中，语言找到了自己的自由，从而标志着话语的消失，还有——人的消失：

人一直是一个出现在两种语言方式之间的形象；或者更确切地说，当语言已经在表象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仿佛在其中趋于瓦解，此时，语言只有放弃自己的完整，变成各种碎片，它才能够摆脱这种处境，只有在这时，人才会得以构成：人在那种破碎的语言的空隙中，构成了他自身的形象。（福柯《事物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