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谷

　　15号下午5点左右，我开车离开霞光里我们的单位，刚刚开出大门，手机响了——是吴琪的电话，“我们从映秀镇出来了！”“啊，好……”这个时候已经不知道说什么，我把车停在了路边。通完这个电话，眼泪哗哗流下来。

　　两天前（13号），吴琪、李翊搭上恢复后的第一班航班飞往成都双流机场，结果他们第二批从北京出发，却最早到达成都。这天晚上，只跟吴琪通了两个短信，她说：“他们马上跟武警部队一道进入都江堰。”我回短信问能不能等上我们的摄影记者，回答是等不及。她们走了。两天时间，电话打不通，短信被一一告知无法发到，退回。

　　这毫无音讯两天的故事是，吴琪、李翊进了都江堰的第二天，即14号清晨出发，走了11个小时，终于进入汶川县映秀镇。这是一个很短的电话，吴琪说她的手机只剩一格电了。

　　地震的第二天，13号，我们从北京出发了六位记者（五位文字记者和一位摄影记者）。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讨论，除了知道地震了，而且是大地震，几乎没有更值得重视的信息。编辑部最初的“策划”，是一个宏大的主体：救援。我们做救援的报道。但落实到具体操作，我希望汶川是我们的中心，一切都先到了成都再说，无论是谁，一定想办法进入汶川。除此，惟一的要求是每天前方跟后方通一个电话，或者短信。

　　
　　汶川是前方，这是本能的判断。

　　吴琪、李翊从映秀镇出来了，但是我们的摄影记者并没有进入。我打电话找王恺，希望一直跟他的摄影记者黄宇能够从北川撤出来，去映秀镇。这已经是15号晚上11点钟，电话那头的王恺，几乎没有兴趣听你把话讲完，“为什么？都江堰都已经收拾干净了，还能拍什么……”电话挂了，没有机会跟黄宇说话。那是一种崩溃而愤怒的声音，而且不由分说。

　　王恺、朱文轶还有黄宇第一批出发，飞重庆转车去成都。第二天，也即14号早上，王恺去了北川。当天晚上11点多钟，跟王恺的通话，听到的就是一种崩溃的声音，“这里说废墟都不合适，几乎是平地了。我受不了的不是这个，也不是随处可以看见的胳膊、腿与脚，而是听到学校下边还有声音在呼救，‘叔叔，救救我！我长大了报答你，给你买大房子。’但是，你一点办法没有，完全无能为力……”王恺爬了两个小时进入北川县城，晚上又爬出来，还好拦上了消防救援队的车。连续三天，王恺反复进出北川。

　　第一天是崩溃，第二天是崩溃加愤怒，这种声音具有杀伤力，你无法释怀。

　　放下王恺的电话，又拨通吴琪的电话，问她的情绪如何。吴琪回答说还好，她说去过海啸现场后，现在镇静多了。后来，她告诉我，那11个小时的徒步行程，毫无希望，好几次都想往回走。理智地讲，谁也不知道何时能走到，如果天黑还做不到，就真不如回头不去。但是李翊更坚决，一定要走到。11个小时，她们终于走到了映秀。走进映秀，这个决心并不容易下。后来，我们的摄影记者蔡小川从映秀镇出来后，告诉图片编辑，他一个人坐在都江堰的江边，抽了一整包烟，犹豫走还是不走进映秀。最后的结果，背着十多公斤的摄影器材还有几瓶矿泉水的蔡小川，如吴琪、李翊一样，11个小时后走进映秀镇。

　　我们的记者进了映秀镇，也进入北川县——这是后方编辑最确凿的两个结果。15号我们已经基本清楚，这次地震，专业人士相当倾向的意见是北川-映秀断裂发震断裂，这是一条从西南而向东北的震带，震中在映秀偏北。按此判定，前方，若以地震带而言，我们的记者已经进入前方了。

　　15号下午，离开办公室前接到袁越的短信，他已走到绵竹的汉旺镇。这个时候需要跟我讨论的是，他是下决心往北走，走到清平乡，还是另择其他道路。

　　袁越在13号那天傍晚到达了重庆才给我电话，说他先斩后奏，害怕一开会就没他采访地震的机会了，所以先飞重庆。到达成都后，多数时候我跟袁越讨论的重点是他如何进入茂县，而且茂县也非终点，终点是汶川县城。如果那个叫汶川的县城成为本能的中心位置，显然是不那么容易改变的——地震带是前方，那么，汶川县城更是前方啊。问题是，如何到达？朱文轶14号进到都江堰后，即迅速从四川公安交警与交通厅那里得到专业判断，看上去从都江堰经映秀镇进入汶川县城是条最捷径的线路，但可能最难。事实证明这一判断非常准确，目前也仅打通都江堰进映秀的道路。

　　需要略加解释的是，此次地震系北川-映秀断裂带，那么以这条斜线来观察，它所造成巨大破坏的震区正好是四川人所称的“九环线”上，即以旅游热点九寨沟为中心而形成的一条封闭环路，它们分别由茂县、汶川县、映秀镇、都江堰市、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市、平武县构成。那条地震带将这条封闭环线肢解了，所以，震区条条道路都不畅。而如此大的震级，谁都别急着当先知，从现场的角度观察，没有重型机械的进入，深度救援从理论上讲并无可能。但是，道路不畅，汽车不通，机械如何得进？

　　再稍微说明一下的是，以我这次多以中央某电视台的报道为主体信息来源观察，至少前三天时间，我们的后方编辑，几乎还没有前方的概念。地震带就是前方，汶川更是前方啊，没错！但是，我们为什么进入不了前方？没有人告诉我们。那些碎片式的信息以超家乐福化的方式淹没了我们，结果却是遮蔽甚至让人“遗忘”了前方，那些艰难与了不起的救援没有起码的背景。这令人深感叹息。当然，地震如此惨烈，大家都没经验，犯错自是难免，媒体总结当然必须，或许不在此时，不在这个小文里。

　　袁越下定决心要去茂县，然后进汶川。在汉旺镇他有点胡涂了。后方从网络上搜查到的信息是，有一去医疗队离开汉旺去了清平，但没有从清平乡发回任何信息。袁越在汉旺打听到的消息是，正常走到清平要一整天，而从清平到茂县，没有什么人知道有道路。从大比例尺的地图看，清平镇与茂县距离很近，但无道路标志。袁相信有翻山路可进，以他走南闯北的经历而言，他渴望这次“英雄主义”一回。最后，袁越放弃了从汉旺走到清平的念头，没有向导也没有同行者。他选择转向北川，尝试从北川进入茂县。当然，没有成功，止步北川。

　　15号下午接完吴琪电话，稍后朱文轶来电，他租的车到了泸定县，他也有点犹豫了，继续由此北上，还是转回头来回成都？我的反应是：费了这么大的劲到了泸定，难道回去？

　　朱文轶都江堰的采访，比后方更早明白由都江堰经映秀进入汶川县城的不可能，那么，以成都为出发点，另外的选择，一是向东向北经安县至北川然后进入茂县，二是向西向北经泸定与丹巴到马尔康县，然后到理县进入汶川。虽然从理论上讲这条线最长也最可能，但人的本能仍是选择快速短线。开始他选择去安县，发现此路亦为断途，放下摄影记者于楚众，折回往西。很不幸，刚刚走到雅安，吴琪李翊从映秀镇出来的消息编辑部得知，图片编辑迅速通知蔡小川回去都江堰，然后进入映秀镇。跟随朱文轶的同事走了——我在接到朱文轶的电话时，并不知道这一变化。后来心想，一个人一意独行，这个决断当然不容易。但是，当时特别引诱人的消息是，报道说这天（15号）晚上理县至汶川的道路可能打通——果然当晚9点道路打通。不过第二天余震又断路了，再修通已是17号。我在北京，没有现场感，当然更超然更容易下决心，袁越已经放弃了清平乡之路，惟一的希望就是这条红军曾走过，能够到达马尔康与理县，最终进入汶川的道路了。当然需要往前走！

　　99个小时后，17号晚上6点多钟，朱文轶打来电话告诉我到了汶川县城。我的喜悦还未及抒发，朱文轶真实的困境即在眼前——这天已是星期六了，如果出不来，回不到马尔康上不了网，就可能发不了稿件！我的应对很直接：“今天你迅速把采访完成，明早一早就离开汶川回马尔康。”朱文轶急了：“你、你也太不为记者考虑了”……电话挂了。

　　千辛万苦到了真正的前方，却发不了稿，当然痛苦。对于前方记者，可能更痛苦的是后方编辑如我的苛求……11个小时，而且是并无希望的路程；崩溃而愤怒的声音；99个小时似乎无尽无头的目标终于到达，却发现可能发不了稿件毫无作为。这些都被每位记者担当着，每个个体的极限都被突破……后方如我的冷静，换言，亦为冷酷。

　　这一夜还如何能入睡。

　　结果。

　　李伟14号从北京出发，跟上一支专业救援队去了彭州，他所感受的痛苦是救援因为没有条件而被迫“放弃”；
　　
　　蔡伟15号到达成都，他进入了空降部队营地；

　　吴琪李翊在稿件里补充了她们能够对抗没有希望的11个小时的路程的关键原因：有人能够走出来，就一定能够走进去；

　　王恺终于把自己解脱出来，是他最后采访到了9位教师带着71名学生从偏远山村走了出来，一个未伤，全部安全；

　　朱文轶的更传奇，星期天下午，他发现汶川竟然可以发稿。

　　他们，还有摄影记者黄宇、于楚众与蔡小川在成就这期杂志，同时也在成就这本杂志未来的精神气质。有一点小小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是，他们的现场不仅在为我们这些同事与读者提供这个时代的记忆之本，也将会为我们的后代提供这个时代的记忆之本。

 
　　后来。

　　决定必须将前线文字记者全部撤回来，他们的压力未必我们可以想象。第二批文字记者已经全部到达成都，他们是李菁、贾冬婷、马戎戎、葛维樱与魏一平。当然仍然还有三位摄影记者在成都。

　　他们需要完成的是这份杂志的第二期地震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