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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十年河东
(2008-01-04 16: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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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文化 |
分类： 文章精选 |
记者◎孟静
这次李安来大陆是为宣传他的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他每得一次奖，这本书在台湾地区就会加印一次，但销量也和他的性格一样——微温。这本书基本可以概括为“坚持就是胜利”，李安用等待、隐忍、与世无争换来了最需要与人拼争的一项事业的大成。李安整整修改了一年，把所有得罪人的话都去掉:“锐气是惹麻烦的事，不是吗？”他从不觉得演艺圈复杂，因为他依旧活在自己单纯的小天地。
有种说法是当一个人目标明确、渴望成功，他就携带一股“气”，周围人全能感觉到，并不由自主地帮助他实现理想。李安的“气”很特别，像一个圆，把所有锋芒裹在里面。李岗用月亮来比喻他，“吸收和反射，从不去争什么”。散发出淡淡的月华，他的额头上仿佛写着“太极”二字。“有一天我觉得我的心态是病态的话，我绝对不会去拍电影，如果我的心态已经累到扭曲、病态的话，我不应该把这种病态的东西传递给我们观众。”他说。
父与子
父子关系是他前3部电影的主题，父亲是长子，李安也是;父亲是中学校长，士大夫家庭的观念长子要读书做官。李岗说:“爸爸最讨厌的两种人:演员、船员，这两个儿子当时一个念影剧，一个念航海，爸爸平时很没面子的，那些朋友问小安在干吗？念电影，他都说不出口。李安都已经是世界大导演了，那时候台湾的‘北艺大’成立了，他回来的时候，爸还跟李安讲:该回来教书了吧，做点正经事。高一时李安插班，父亲拿了一张测性向的表让他填，和我们的文理分科类似，上面几百个科目，李安没一个喜欢的。”父亲问:“你喜欢做什么？”李安说:“我想做电影导演。”所有人都笑，李安自己也笑，没人以为这是可能的事。
尽管极力反对，临门一脚时候父亲还是给他买了16毫米摄影机，闲在家里的6年，除了妻子的微薄收入，台湾的家也不时给李安接济。李安把和父亲的关系比喻为相爱一场的缘分，他一生中唯一对父权的反抗是在艺专时跑江湖式的演戏，回家后晒得黑黑，父亲说他。那时李安已经20多岁，他站起来进屋。“我离家越远，我的能力越强，一接近父亲，人就蔫了，做事也不灵光了，想到我连大学都没有考上，就会有一种自卑感，他越壮，我越弱，他越年老力弱，我就感觉自己越来越壮了。”在《绿巨人浩克》里，李安特意安排了一场戏，把父亲的影像用中子弹炸开，意外的是父亲居然说喜欢。
头两年李安都落榜了，李岗说哥哥那时有点“疯疯癫癫，连父亲都不大敢招他”，派李岗作跟班看住他。在台南车站，目送着比李安成绩还差的一些同学上车，李岗听到一阵哭声，回头一看是哥哥。李安很烦参加授予荣誉博士的过程，来回要耗上3天，但第一次被纽约大学授予的时候，他非常开心，因为父亲希望看到这一刻。拍到第8部电影时，李安才摆脱父亲的影响，连行走坐卧都会带给李安压力的父亲也过世了。父亲走的那天是情人节，李安很悲伤地打电话过去，家里请的女佣正在放很好玩的流行歌曲，“我收到的是很有喜感的一个信息，所以人生是混杂的，悲剧和喜剧看你怎么看，我觉得好像也不应该这么分，人生毕竟不是一个剧，一个剧有始有终，你的感受有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我觉得人生是很复杂，不是喜剧，有时候有戏剧感，可是毕竟不是喜剧。”他在第二天决定接拍《断背山》。
夫与妻
李安的妻子是客家人，兼有传统女性的坚韧与科学家的理性，他们最大的合拍在于价值观的相近。李安失业时太太从不逼他，“我发呆，跟做什么，她也看不出来，很好打混的，我就说，电影非得这样做，这样我才有灵感，灵感不是我去找的，灵感是来找我，她真信。我太太有一点很可爱的，你只要看起来在努力做什么东西，她不问你有没有成就，有没有赚钱衡量你这个人，她这个价值观对我的鼓励很大。”嘴里说着打混，心里却异常难过。二儿子出生时，卡里只有43美元，李安问自己:“上帝派我来，难道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吗？”他的同学们纷纷改行做剪接等工作，等着拍片机会，可是只要转了行，就再也当不了导演。“我觉得命运很奇怪，为什么这么捉弄人？我不会觉得自己无用，拍电影时候是有用的，我自己有天分，我也是很聪慧的一个人，如果我笨笨的，我太太也不会说让我写剧本，总之我跟别人不一样，跟一般世俗的人不太一样，我觉得世界很奇怪，不公平，可是那种公平，我不喜欢，我希望这个世界是跟我太太想的一样，你只要努力，你有灵气，不一定说实在的东西，我也不是用43块钱来衡量我的人生价值，我只是觉得很感伤。为什么人生是这样的，我觉得人应该有精神生活，电影对我来讲，是非常清晰的。对于别人来讲，看不到我脑筋看到的东西，是很无能的，所以一方面觉得自己很无能。另外一方面觉得精神生活和命运怎么会是这样的，我小孩又出生了，这个小孩我要告诉他什么，我接太太出院，也不晓得，就觉得人生有一种很苍茫的感觉。”
以前李安出门时会包几百个饺子，给讨厌做饭的太太预备下，这次出门太忙了，他改包馄饨;太太迁就他的方式是陪他走奥斯卡红地毯，脚上绑着她最恨的高跟鞋，画一张假脸，李安模仿她的姿势仰面一躺。“这个人给你们弄一晚上，爱怎么画怎么画，所以我还得监督一下。我想那个场合对她也是挺难受的，大家反正都是彼此凑合。有时候也是取一个中间值，在里面中庸一下。”李安一家住的房子还是二房一厅，常常有礼车送他开不进去，被邻居看到，让李安觉得很没面子。别人花钱请李安坐头等舱，他太太坚持坐在经济舱。
李安把失业称作耍赖皮，这6年的赖皮，奠定了他的亲情基础。“所以现在我在外面跑，他们还能过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嫌弃我，在我撑到不行的时候，给我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安定感，这是那6年定下来的。”（本文感谢“艺术人生”的大力协助）
这次李安来大陆是为宣传他的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他每得一次奖，这本书在台湾地区就会加印一次，但销量也和他的性格一样——微温。这本书基本可以概括为“坚持就是胜利”，李安用等待、隐忍、与世无争换来了最需要与人拼争的一项事业的大成。李安整整修改了一年，把所有得罪人的话都去掉:“锐气是惹麻烦的事，不是吗？”他从不觉得演艺圈复杂，因为他依旧活在自己单纯的小天地。
有种说法是当一个人目标明确、渴望成功，他就携带一股“气”，周围人全能感觉到，并不由自主地帮助他实现理想。李安的“气”很特别，像一个圆，把所有锋芒裹在里面。李岗用月亮来比喻他，“吸收和反射，从不去争什么”。散发出淡淡的月华，他的额头上仿佛写着“太极”二字。“有一天我觉得我的心态是病态的话，我绝对不会去拍电影，如果我的心态已经累到扭曲、病态的话，我不应该把这种病态的东西传递给我们观众。”他说。
父与子
父子关系是他前3部电影的主题，父亲是长子，李安也是;父亲是中学校长，士大夫家庭的观念长子要读书做官。李岗说:“爸爸最讨厌的两种人:演员、船员，这两个儿子当时一个念影剧，一个念航海，爸爸平时很没面子的，那些朋友问小安在干吗？念电影，他都说不出口。李安都已经是世界大导演了，那时候台湾的‘北艺大’成立了，他回来的时候，爸还跟李安讲:该回来教书了吧，做点正经事。高一时李安插班，父亲拿了一张测性向的表让他填，和我们的文理分科类似，上面几百个科目，李安没一个喜欢的。”父亲问:“你喜欢做什么？”李安说:“我想做电影导演。”所有人都笑，李安自己也笑，没人以为这是可能的事。
尽管极力反对，临门一脚时候父亲还是给他买了16毫米摄影机，闲在家里的6年，除了妻子的微薄收入，台湾的家也不时给李安接济。李安把和父亲的关系比喻为相爱一场的缘分，他一生中唯一对父权的反抗是在艺专时跑江湖式的演戏，回家后晒得黑黑，父亲说他。那时李安已经20多岁，他站起来进屋。“我离家越远，我的能力越强，一接近父亲，人就蔫了，做事也不灵光了，想到我连大学都没有考上，就会有一种自卑感，他越壮，我越弱，他越年老力弱，我就感觉自己越来越壮了。”在《绿巨人浩克》里，李安特意安排了一场戏，把父亲的影像用中子弹炸开，意外的是父亲居然说喜欢。
头两年李安都落榜了，李岗说哥哥那时有点“疯疯癫癫，连父亲都不大敢招他”，派李岗作跟班看住他。在台南车站，目送着比李安成绩还差的一些同学上车，李岗听到一阵哭声，回头一看是哥哥。李安很烦参加授予荣誉博士的过程，来回要耗上3天，但第一次被纽约大学授予的时候，他非常开心，因为父亲希望看到这一刻。拍到第8部电影时，李安才摆脱父亲的影响，连行走坐卧都会带给李安压力的父亲也过世了。父亲走的那天是情人节，李安很悲伤地打电话过去，家里请的女佣正在放很好玩的流行歌曲，“我收到的是很有喜感的一个信息，所以人生是混杂的，悲剧和喜剧看你怎么看，我觉得好像也不应该这么分，人生毕竟不是一个剧，一个剧有始有终，你的感受有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我觉得人生是很复杂，不是喜剧，有时候有戏剧感，可是毕竟不是喜剧。”他在第二天决定接拍《断背山》。
夫与妻
李安的妻子是客家人，兼有传统女性的坚韧与科学家的理性，他们最大的合拍在于价值观的相近。李安失业时太太从不逼他，“我发呆，跟做什么，她也看不出来，很好打混的，我就说，电影非得这样做，这样我才有灵感，灵感不是我去找的，灵感是来找我，她真信。我太太有一点很可爱的，你只要看起来在努力做什么东西，她不问你有没有成就，有没有赚钱衡量你这个人，她这个价值观对我的鼓励很大。”嘴里说着打混，心里却异常难过。二儿子出生时，卡里只有43美元，李安问自己:“上帝派我来，难道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吗？”他的同学们纷纷改行做剪接等工作，等着拍片机会，可是只要转了行，就再也当不了导演。“我觉得命运很奇怪，为什么这么捉弄人？我不会觉得自己无用，拍电影时候是有用的，我自己有天分，我也是很聪慧的一个人，如果我笨笨的，我太太也不会说让我写剧本，总之我跟别人不一样，跟一般世俗的人不太一样，我觉得世界很奇怪，不公平，可是那种公平，我不喜欢，我希望这个世界是跟我太太想的一样，你只要努力，你有灵气，不一定说实在的东西，我也不是用43块钱来衡量我的人生价值，我只是觉得很感伤。为什么人生是这样的，我觉得人应该有精神生活，电影对我来讲，是非常清晰的。对于别人来讲，看不到我脑筋看到的东西，是很无能的，所以一方面觉得自己很无能。另外一方面觉得精神生活和命运怎么会是这样的，我小孩又出生了，这个小孩我要告诉他什么，我接太太出院，也不晓得，就觉得人生有一种很苍茫的感觉。”
以前李安出门时会包几百个饺子，给讨厌做饭的太太预备下，这次出门太忙了，他改包馄饨;太太迁就他的方式是陪他走奥斯卡红地毯，脚上绑着她最恨的高跟鞋，画一张假脸，李安模仿她的姿势仰面一躺。“这个人给你们弄一晚上，爱怎么画怎么画，所以我还得监督一下。我想那个场合对她也是挺难受的，大家反正都是彼此凑合。有时候也是取一个中间值，在里面中庸一下。”李安一家住的房子还是二房一厅，常常有礼车送他开不进去，被邻居看到，让李安觉得很没面子。别人花钱请李安坐头等舱，他太太坚持坐在经济舱。
李安把失业称作耍赖皮，这6年的赖皮，奠定了他的亲情基础。“所以现在我在外面跑，他们还能过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嫌弃我，在我撑到不行的时候，给我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安定感，这是那6年定下来的。”（本文感谢“艺术人生”的大力协助）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1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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