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北京后第一夜，便被老全一个电话叫出来，约在一个饭馆吃完，然后去了老牛家打麻将，据说我去厦门这一段儿他们把旧活动又开展起来了，麻友儿有赵赵、老全、老颓，（中间老狼牵着他新养的一只狗也打了一会儿），战斗了一夜，输了整一千块，这叫什么欢迎仪式啊。

 第二夜谈剧本。

 第三夜先是在现代城边上的鱼头泡饼吃饭，接下来又是麻将，仍是老赵老全老颓和我，打完对账，我赢了六百，老赵赢五百，老颓输二百，老全却说他输五六百，我们用加减法一算，明明是八九百嘛——大哥真是要面儿啊！

 打牌时聊一些北京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儿，才知道王朔复出了，老弛还是大仙还请王朔吃了顿饭，据说饭局上王朔晃着两条大白胳膊，仍是妙语连珠，且语速奇快，我听了感到欣慰，王尔德说，“嘴里说不出漂亮话，脑子里也转出不出漂亮念头”，看来王朔仍是当年的王朔。

 回家上网，看了五个小时才把相关新闻看完。

 没什么可说的，支持王朔。

 也许王朔是国内最后一个令大群读者热爱的作家了，他的作品为八十年代人提供娱乐的同时，还替那些离开体制、在社会上混的人说了话，正是那些率真而有趣的话语，使那些迷茫无助的心灵感到力量，说“王朔不行论”的人很难懂得的一点是，人们对王朔的话语有感情，这感情的力量是无法用势利衡量的，曾经爱听王朔说话的人，出于习惯势力，也会愿意再去听一听，特别是，王朔之后，并没有出现一个比王朔的声音更为吸引人的声音。

 有句老话儿叫做“了解越多，就越难发表意见”，这正是说话者面临的最大困难，很多青年作家对世界的了解非常少，但凭着一股子天真勇气，下笔便能洋洋洒洒，以为自己说的话很重要，长大后知道更多，才羞愧地发现，自己以前说的不过是些陈词滥调，价值微小，从听者的角度讲，说话者之间是存在竞争的，那些不吸引人或不能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讲话者会被淘汰，仅仅往回看十年，我就能发现，有多少曾经昙花一现的说话者被人们完全地遗忘了，或者，人们对他们的话语不感兴趣了——呵呵，作家生活艰难啊。

王朔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他知道的很多，却仍能找到一个说话角度谈论事情，这不仅是一种机智，还是一种天真与顽强——现代社会的听众已不是十年前的听众，现代的主流听众有一种自我意识，他们会把任何讲话者送到娱乐舞台上，使自己得到娱乐，从而不失去自我，这是一些比较有城府且善于自我保护的听众，他们的自信与安全感是建立在自己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不再像十年前听众那样彻底的无助与迷茫了，他们会牢牢抓住自己能抓住的，而以比较轻松的态度地看待自身周围以外的世界，不当真也不在意，而聚光灯下，则成了一个多多少少有点好笑的地方，说话者现在成了大众娱乐提供者，他的话语除非能向听众提供某种积极的意识领域内的服务，否则便极易失去价值，这给说话者提出了新的难度——我们很容易得到娱乐偶像，因为他或她直接刺激了我的欲望，人们支持他们喜欢他们其实是变相地支持或喜欢自己的欲望，而思想上的偶像却不复存在了，鲁迅曾替他们那一代人有个性的人说过“一个也不放过”，现在演化成了一种更加极端的个性：“一个也不相信”。

这叫我想起瓦格纳的乐曲《诸神的黄昏》，还想起同一时代的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瓦格纳通过乐曲传递出的信息，被尼采发展出一种明确的结局，在我眼里，尼采在暗示人们终将杀死上帝，自己取而代之，更加暗示出一种物质的力量将使延绵千年的古老的价值体系崩溃，尼采猜对了吗？谁知道！后人的看法一点也不一样，有人管他叫先知，还有人管他叫疯子——在中国较晚时期，也有一种思想获得了较多认同，叫做“人民当家作主”，很多人为此流血牺牲，然而人民所形成的社会仍旧需要一种社会结构，这结构无论如何地变形，仍趋向一种旧酒新瓶式的权力结构，唉，就像王朔说余秋雨，“前两句说对了，说到后面又错了”，呵呵，现实总是这样，有时候我觉得这不仅因为众生平等，还因为众生迷茫，更有时候，众生也想懒惰与腐败一阵儿呐——在我们所见的宇宙里，黑暗无处不在，光明星星点点，众生怎样看待自己呢，多半还是把自己归在光明那一边儿吧，至少也是追寻光明那一种存在吧？唉，能不追寻吗？没有光明，众生可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