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交钱，是每年初秋清华迎新生时的一道特殊风景。很多农村来的孩子，就当着老师们的面，解开裤带，稀稀簌簌地摸出带着体温的、皱皱巴巴的钞票来。落日余晖下，学校财务处的小伙子们，把几麻袋现金扔上平板三轮，波澜不惊地远去。

我在交那两万块钱之前完成的最后一项岗位职责，是代表校方与清华邮局达成了一项协议：从第二年起，清华新生收到的录取通知书里，就附赠一个邮政储蓄存折，孩子们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夹带大把现金了。这一在今天看来早不是什么问题的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却好象一夜间解决了大问题，成为清华的一项创举。当时国家教委直属的其他35所高校，都跑来取经；清华邮电支局据说也因此成了全北京市邮政系统的先进。

1999年，我去清华采访海归博士程京，当时国家计委正在支持他筹建生物芯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同济毕业的程京说，曾有一点担心清华人排外，不过回来后的感受还好。我对他说，有传承的地方，都难免令后来者生畏。程京笑了，他说他相信“包容也是清华的一个传统”。半个清华人程京，那时刚把清华园西门外的一个饭馆盘下来，改造成了他的实验室。

2007年盛夏，生物芯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顺利通过了竣工验收。此刻，程京的同济学长万钢已经来到北京，做了科技部部长；程京改造饭馆时期的清华力学系主任杨卫，则已远赴江南，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杨卫是地道的清华子弟出身，这个老清华人，正在西湖边铸造自己新浙大人的基因。而刚刚报到的三千多清华新生，则在8月的最后一个周二晚上，听到了他们成为新清华人后的第一课。讲课的人叫杨振宁。

初秋的清华园里，那条著名的横贯东西的林荫大道，变成了绵延两公里的狭长工地。新生和家长们绕道而行，指指点点，眼里闪着兴奋莫名的光。他们只知这是在为北京奥运整修马拉松赛道，却不知，在不少老清华人眼里，作为赛道的一日风光，可能只是园外之人才会尤感兴奋的谈资。

遥远的1929年，全世界正被经济大萧条所困扰，旧中国则正忙着内战。那个秋天，就在这条林荫道上，每天走过清华子弟学堂的一年级小学生杨振宁。那时的他，已能背诵长篇的古文，还会写三千个汉字。那年只有四岁的清华国学院，四大教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正为乱世而心忧。小杨振宁就住在王国维家的隔壁，却还只知道逗弄荷塘的青蛙，听不懂老一代清华人的忧思。

现在，85岁的杨振宁又走在这座校园里，校园的风貌却已不似78年前那么纯粹与隔绝。新清华曾在全国高校里最早地创建了方便新生入学的通道，却因为去秋一场家长睡操场的风波，而一度成为众矢之的；同样是物理学家的校长，术业有专攻，人品被称道，却因为曾在公开场合偶念过一个别字，而承受了不少苛刻的评说。

还好，这个秋天里的新生家长们，已经不必再睡操场了，物理学家顾秉林院士也依旧从容地做着他的校长。“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不唯他、只唯实”，这是顾秉林刚刚对“大学文化”的概括。在全国顶尖的大学里谈“不唯书”，在公务员招考挤破头的社会氛围下谈“不唯上”，在百年前就已是留美预科的校园里谈“不唯洋”，在大师云集、杨振宁常擦肩而过的林荫道边谈“不唯他”，何其难也，又何其有力、有趣。

四开小报《新清华》，起始于1953年。新之于旧，并非彻底的反叛。杨振宁曾说，“物理学是最纯粹的科学之一”。这位在清华园里背烂了古书、在西南联大打下物理学根基的老人，几年前重回清华归根时，也称自己是个“新清华人”。一度偏居理工科一隅的新清华，做起事来很是精密，又略显机械。它打开了校门，却又倔强地保持着与中关村的两站地距离；它大口吞吐着新老清华人，其间，沉淀下来的专注之人不少，呼啸而行的匆匆过客也多。

我童年在清华荷塘边的玩伴，像很多老清华人一样，子承父业，已做了清华建筑学院的新一代教授。我在清华共事过的一位老教授，曾被称为中国“太阳能之父”，却因为搞产业化的过程中不读法律不谙规则，而无意间付出了违法的代价，令清华人为之唏嘘。初秋的清华园之夜，某职工食堂改建的舞厅里，激荡着1980年代味道的三步舞曲，塞满了乐陶陶的男女老少。门口的海报上，赫然书写着“教职工两元，学生三元，校外人员四元”的价目表。杨振宁的同事们和邻居们，在这里跳着恍若隔世的舞曲。

旁人总津津乐道于清华与北大的比较。其实，清华人始终活在他们自己的新与旧里，也从未远离过每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