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姨家在京郊，著名的京西古刹潭柘寺的山脚下，鲁家滩村。我童年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每个寒暑假，坐长途车，翻一座山，到老姨家逗鸡、溜狗、耪地、喂猪。

老姨喂猪，其基本理念，既朴素又先进，那就是只求质量，不求数量。院子里大北房的侧后方，就是猪圈。无论寒暑，总有两三头大肥猪懒洋洋地趴在那儿，等着我来骚扰它们。1980年代的京郊农村，家有一圈，就如同家有一炕，猪圈就是农家院的标准配置。

猪的伙食很好，而且与时俱进。因为它主要是吃全家人的剩饭剩菜，老姨还经常给它们跺点儿菜叶，掰些老玉米，做为加餐。我觉得老姨家的历代肥猪，一定都期待着寒暑假——每逢这时，我这样的客座饲养员就出场了，总能带来些新鲜古怪的吃食。记得某年三伏天，某只猪就幸福地喝到了我带来的可乐。它的快乐，写在它的哼唧声里。

老姨总结过喂猪的三大好处：一是自家过年时，可以挑最顺眼的宰一头；二是拉到集市上卖肉换钱，这些吃家庭细粮长大的、偶尔还能喝口可乐的猪，一般都能卖个好价钱；三是消化自家剩饭，顺便给大家庭的城里孩子们添个乐儿。老姨卖猪，很有自己的一套，一般总是瞄着集市上的肉价高时，才把哼哼唧唧的肥猪，赶上市场经济的不归路。

可不能小看了老姨赶出去的这一头两头。一个鲁家滩村几百户人家，几百个“老姨”不约而同地一起行动，那集市上的肉价，立码就落。用今天的行话说，这叫“散养户对肉价上涨的自发平抑”。反之亦然——肉价过低时，老姨们就会推迟卖猪计划，猪源一紧，肉价很快就触底反弹。

2007年的这一轮猪肉价格上涨，有着百般原由。为了尽快平抑肉价，各界正做着百般努力。漫山遍野，都是鼓励养猪的新政策。大街小巷，都是拎着二两猪肉的老大妈。温总理还跑到我家隔壁社区的超市里查看肉价，新华社刘大记者歪着脖拿个破本儿在总理身后狂记。

遗憾的是，这一次，我家老姨帮不上忙了。因为，她不养猪了。

老姨已经记不清是哪年开始不养猪的。鲁家滩村，也记不得是在什么时候，就悄然变成了潭柘寺镇，扼守在京城通向潭柘寺的咽喉要道上。京西的这片山水，被川流不息的自驾车大军勾划出了新的气象。姨夫当上了汽车修理厂的厂长，城里来的二把刀司机们，是他的主要服务对象和创收目标。老姨的两个闺女，都离开了大山，一个做了地税局的公务员，一个成了301医院的小护士。老姨家的猪圈，并没有拆掉。因为那个小院，时下闲置着。老姨和姨夫搬进了楼房，天天在超市里买肉吃。

一个猪肉的生产者，就这样，彻底变成了猪肉的消费者。鲁家滩村那几百个“老姨”曾经无意间共同承担的“调控猪肉价格”的功能，划上了句号。这几年的新农村建设，逼得村主任们左手抓计划生育，右手抓村容村貌，进一步加速了猪圈消失的自然进程。而对于我来说，把猪圈当游乐场的日子，彻底成为了记忆。如今开车去京郊山区巡逻，无论在怀柔、密云还是延庆，那些路过的小村庄里，被废弃的脏猪圈，已比比皆是。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就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作为一只蝴蝶，老姨喂猪之终结，在经过N个环节之后，最终引发了肉价的不稳，给当下的猪肉价格调控，带来了新的难题。行家们都知道，在事关国计民生的猪肉生产金字塔上，站在最顶部的是大型规模化养殖场，中间部分是养殖规模在10头到100头上下的农村散养户，占据底座的则是我家老姨这样的、只养个两三头的“最散的散养户”。塔尖儿上的养殖场，对市场脉搏号得比较准，对疫情的防范能力强；而对于底座儿上的“最散的散养户”们来说，养猪本就已是可有可无，所以他们对肉价波动带来的收益和风险，都不再敏感。

最多的难题，出现金字塔的中段——几十头的规模，基本上就是这些养殖户的倾囊家产。疫情的损失和供需失衡的损失，对他们来说，常常接近或超越承受力的底线。对市场信号的误读或盲从，也主要出现在他们身上。而我国当下生猪存栏量的主体部分，恰恰来自于这个金字塔的中段。

老姨喂猪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逐渐失去了老姨们天然发挥的价格调节器这一重要手段之后，我们的猪肉产销调控，恐怕要把大力改变养殖规模结构，当作治本之策之一。此事虽非一夕之功，但确须不论肉价高低，始终一以贯之，以求历久成器。否则，任何短期内号召和鼓励农民养猪的应急举措，都可能在取得眼前的一点儿成效之后，又很快成为下一波肉价大跌的起因。若真如此，今天的忙活，也就成了明天的笑话。

前几天我和老姨通电话。她老人家坐在五层楼上，还惦记着村里那几个开着小养殖场、正在猛补存栏量的姐妹。“一年多以后，猪又多了，肉价又下来了，怎么办呢？”

 
老姨的担心，恰好也是我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