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冬以来，好几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把中国国力在全球的排名往前提了又提。其中最醒目的一个结论，是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超过日本。既然是学术研究，只要所选素材准确、所用方法能自圆其说，就不失其价值，旁人不可轻易质疑。但社会如何冷静、辨证地对待这些成果，却已构成新的公共舆论氛围。其中利弊，值得评说。
前几日，丹麦一家报纸刊登了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结果引起轩然大波。西方人坚持自己有表达的自由，伊斯兰教义则以尊重先知为信仰的底线。虽然这场风波缘自偶发事件，但它却凸显了一个困扰今日欧洲的突出现象：2000万居住在欧洲的伊斯兰人，虽有各国政府以宽容的社会政策予以接纳，但其与传统欧洲居民之间，仍横亘着巨大的文化鸿沟。这不仅使社会纽带抽紧甚至崩裂，也波及经济运行，使欧盟在重要能源供需、重大企业并购等领域，一旦闻到点伊斯兰文化的气味，就绷紧了神经，束紧了手脚。
单纯从经济角度剖析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前景的观点，这几年听了不少，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缺了点什么呢？好像那些出了国门的投资者，都是行走在帐簿间，出没于大户室，与当地的社会生活完全绝缘。而其投资行为的成败，也只和虚拟的资金世界，和公式化的市场曲线相关。
在现实中，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就在与丹麦隔海相望的俄罗斯圣彼得堡，中国上海的几家企业拿出13亿美元，联合投资了一个叫作“波罗的海明珠”的社区建设项目，去年夏天已经破土动工。两国政府不可谓不支持，各自都是副总理级的高官亲自奠基。这是中俄之间目前最大的合作项目，更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实质性动作。但即便如此，走出去的上海人，在美丽的涅瓦河边过得并不轻松。一段时间来，当地部分居民一直在努力表达着他们对东方人带来的这颗“明珠”的抵触。本周一，俄罗斯《独立报》还在发表文章，描述当地居民对由此可能带来的中国文化势力的担忧。
这样的担忧和分歧，对俄罗斯人也好，对中国人也好，其实都很正常。我们“走出去”的不仅是企业家、是资金和项目，还是一种社会行为，必将带来文化的移动与交融。而交融的进程，有时是坦途，有时却不失泥泞和曲折。去年6月这个项目在圣彼得堡开工时，恰在那里采访中俄投资合作会议的笔者，就与来自上海的投资者面对面讨论过这个问题。上海人掏心窝子般地说，这个社区建成后，不是给中国移民住的，而是造福于当地的市民。我们很理解一些圣彼得堡人的想法，没别的办法，只有不断地沟通，慢慢地让这个城市接纳我们。
不断地沟通，这很重要，甚至比谈妥投资意向和签署文件更加重要。因为如果这一关过不了，纯经济意义上的双赢设想，就可能化为乌有。从长计议，“走出去”是中国发展的需要，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参与产业结构调整，并以市场手段配置更多资源的必然。但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里也可能有无奈。对投资者来说，比实物资本更重要的是当地有没有好政策，比政策更重要的那里有没有健康的制度，而比制度可能更重要的是，那里有没有宽松、和谐的舆论环境及社会氛围。
“走出去”虽然往往表现为具体的企业行为，但致力于推进这项战略的政府官员，必须占在更高的层面，想得更多一些。去年中海油竞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一是触动了能源这根敏感的神经，二是恰逢“中国威胁论”喧嚣尘上。在这样的舆情下，对中海油一时的成或败，国人都不妨淡看一些。我国政府把对中海油这一企业市场行为的鼓励和支持，表达得很适度。这就是“走出去”之际必须具备的心理宽容度。
由此我们想到，自我发展势头很猛的企业经营者，对祖国整体实力的判断过于乐观的投资者，都难免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多了一些张扬，少了一点谨慎，对投资地社会环境的开放度和吸纳力可能做出过高的估计。而一旦企业冒失突进，则受损的不仅是企业自身，还可能使我国投资群体在该地区的总体投资境遇趋向紧张。
出门千般好，周旋殊不易。谋划“走出去”，不仅要考虑自己的想法，还要多考虑对方的想法；不仅要从经济角度考量得失，也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通盘研究利弊；不仅要力争经济指标的双赢，还要促进文化的融合，力避文明的冲突；不仅要保持一个积极进取的姿态，还要长袖善舞，收放自如，掌握好每一步的节奏和力度，宜轻时莫重，宜缓时莫急。
从这个角度看，本文开头提到的对我国综合国力的判断，就确实需要科学的态度和清醒的头脑。在对祖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的共识下，我们宁可把心态放得更平实一些，把对自身优势的判断做得更谨慎一些，而把自身的缺陷和外部的压力研究得更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