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啊房子，看得见就是够不着你

商品房、经济适用房、二手房、平房。北京市场上所有房子的类型都成为前门居民盯着的目标。他们仔细地计算着自己手里拆迁补偿款，盘算着自己家的买房计划。他们或者三五结伴地去看沙盘，看房子，或者聚在一起热烈地讨论，交流心得，得出的结论是首选二手房，其次是经济房，再次平房，新盘商品房根本买不起。
“二手房不用交物业费，集体供暖，能省不少呢！”住在西兴隆街上的黄先生说。
前门的居民，大多数因为孩子上学、自己工作地点等原因不能到城外去住。但城里新商品房是他们不敢想的，于是建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二手房成了他们首选目标。
然后是经济适用房。但经济适用房指标一票难求，成为房虫子们地下交易的热门。
住在小江胡同的车警官并不知道前门拆迁户曾经有过定向的经济适用房。当他得知此消息时，已经是拆迁协议签字之后，房子早没了。
熟悉经济适用房内情的人告诉他，北京市所有的经济适用房早都定向了，它们都定向到各个拆迁片区专项分配给拆迁户，今后市场上再也不会有经济适用房卖了。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人必须拿着拆迁协议到街道盖章，证明是无房并且是拆迁的，然后到北京房屋交易中心登记，公示20天，证明确实没有买过经济适用房，并且符合购买条件，确认资格后才可以购房。
小江胡同的车警官就得到了这样两个指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房可买，人们告诉他，那里有房就到那里去排队去吧，很多人登记了3年还没有经济适用房可买呢！
让车警官吃惊的是，在刚办好两个经济适用房指标登记的当天，就有“房虫子”给他打电话，要他把指标卖了，每个指标3万。
“你要一个空头的指标干什么？”车警官问。
“这你不用管，我能弄到房”对方说。
“那这样吧，我卖一个指标给你，你帮我把另一个空头指标也落实了房子吧”。车警官想了想说。放下电话，他从朋友处得知：回龙观、天通苑的一个带现房的经济适用房指标最高已经炒到了13万。
郭春英也没有要到经济适用房指标，当她去找拆迁办的时候，对方告诉她根本就没有指标这一说。
对于郭春英来说，她还主动放弃了走另一条路：接受回迁安置。前门东侧路以东的居民，可以选择回迁安置，郭春英正在这个范围之内。
崇文区“一号工程”指挥部宣传材料上说，愿意接受回迁安置的居民将被安置在“弘善家园”，那是“二环外、三环内唯一的一处经济适用房了，”是市区两级政府“在房源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付出极大努力，投入了数十亿资金，” “专门用来安置咱们前门地区的老街坊的，”前门的老街坊只有超出安置面积的，才需要付4900元/平方米。（宣传材料语）。对于这样好去处，郭春英为什么要放弃？
“画饼充饥。”郭说。她现在一家人在前门住的是20多平方米，按照安置政策换算下来，她依然要掏几十万才能住上房。“而三年以后的事情会怎么样呢？房子的质量会不会有问题？”郭春英对此表示了深度的怀疑。
离开前门，走得越远越好。“购买四环至五环住房的，每户补助20000元，购买五环以外住房的，每户补助30000元（其中对购回龙观经济适用房及五环以外按北京市整体规划建设的新城的搬迁户，给予每户40000元）。户口迁出宣武区”。（《大栅栏文保区煤市街以东试点地块排险解危搬迁通知》宣武区大栅栏文保区排险解危指挥部）
但是，离开前门能去哪里呢？就是买了房生活又会怎样呢？

　　　　　　　住着洋房，过着贫民生活

原住在大栅栏煤市街214号的王德明买到了商品房。房子在崇文区安乐景泰家园，147.89平方米，首付35万，当时的价格是一平方米5000元。
“可是你要知道我是被拆了三处房，自己又添了10万才买得起这一处房的啊”，60多岁的王德明对记者说。
从2003年开始王德明就被拆迁，今天赶到这儿，明天赶到那儿，一处处的房子被拆之后实在没有地方住了，才买了这一处房。为了这处总房款75万元的房子，王德明在商业银行工作的儿子动用了他的公积金，还向银行贷款30万。
王德明第一处被拆掉的房子，在河北沧州，是继承岳父的财产，400平方米院子加上房子，给了35万的拆迁补偿款；第二处的房子，是王德明老伴单位的房，一间不到25平方米的职工食堂的伙房，没有窗户，屋顶很破，一天到晚都得点灯。此片地区被定为北京市需要彻底改造的“城中村”。2005年拆除的时候，王德明只得到了8.5万元的补偿。
最后一处就是煤市街214号这所老宅了。房子是王的父亲解放前和人合伙买的，北京的老式木质楼房。
当年这里是北京最繁华的八大胡同之一，一排的木阁楼，一直连到珠市口，早先是春院，父亲买来做了当铺。
王德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才于2003年将这处祖产要了回来，他在这里开了个杂货店，店不大，只有21.4平方米，但是门脸房，一个月能有一千多元的收入。
这些收入对于王德明来说太重要了，他从43岁知青返城后就无业，一直靠妻子的工资生活，妻子退休后，只有800多元的退休费，现在靠这个小店养活自己没有问题了。
但是，小店才开了一年多，这里又要拆了。拆迁补偿费加营业损失费再加提前搬迁的5.5万奖励费，一共拿到了27.8万元。
“这一拆等于把我的饭碗也砸了”王德明沮丧地说。
煤市街是前门地区的繁华地段，这里的临街房屋做生意都比较早，有70%、80%的人将自己的房子对外出租或者自己经营，一拆迁，大多数人就断了一份生活来源。
王德明现在一年需要交物业费3000多，取暖费4400。这些费用全部都由他的儿子承担。儿子28岁了，明年就要结婚，王担心，儿子承担另一个家的时候，是否还有能力承担他的养房子费用。
拆了三处房，才买得起一处房，买了房却又养不起房。孤立地看，王德明的故事似乎有些极端。但前门、大栅栏地区“王德明式”的家庭不在少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课题组的调查数字，是一个很好的注解。
“北京城区角落”对居住在前门、大栅栏的街坊是这样描述的：“离退休、内退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在校学生、从事家务劳动等为主，占71%，他们中是困难边缘户多、失业户多、残疾人多” “平均工资每月1000元。”
住在草场六条41号杨先生说自己一辈子国企工作，不吃不喝只可能攒下8万元。
他将自己的一生分为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当了十年的二级工，一年挣400－500元；第二个十年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工资涨到每月60－70元，还有每月为数不多的副食补贴，10年间大约挣了1万元；接下来的是八十年代末到90年代末十年，一月挣200多元，十年收入是2－3万元，而到90年代后，收入增加了，他也下岗内退了。
“国企挣的一辈子的钱，不过是8万元，不拆还有个屋住，拆了就没地方住了。”杨先生说。
“我现在是住着洋房，过着贫农生活。”王德明为自己总结说：“居住条件是上去了，可生活水平下降了，是典型的因拆致贫。”
其实，说这话时王德明的心情很复杂，他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该庆幸自己早买了这处房。他告诉记者他是眼看着周围的房子飞一般的涨起来的，“我旁边的新奥洋房现在13000元一平方米，我之前看过几处房，石榴园，紫芳苑，最远到过通县的西畅园，原来平均4400元一平方米的，现在也得8000、90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