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门老街坊，你在哪里安家？

前门地区的老胡同老街道里，近来多了一种全新的吆喝声――“收煤球――”
有人从四合院里，将煤球搬出来，4毛钱一块卖了。
以往这个季节，正是家家储藏过冬煤球的时候，今年没有人再需要煤球了，胡同里冬天不会有了，胡同里的日子不会继续了，在搬走所有家当之后，煤球是最后处理的东西了。
胡同空了。
西打磨厂街、布巷子胡同、北晓顺胡同、大江胡同、小江胡同、鲜鱼口、西兴隆街、草场头条到九条。胡同里居民少了，大红的标语多了――“搬出危险房，圆您安家梦”，“早搬家，早签约，早选房，早受益”。
前门地区迎来了它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局。
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持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中，前门地区被描述为“环境脏、乱、差，房屋危旧、基础设施欠缺或不配套，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偏低，实际居住人口老化，流动人口聚集”，是典型的“城市角落”。
据报道，从2005年年底启动的北京前门、大栅栏的“整治、保护”工程，将涉及到2万多户居民的动迁。
“搬出危险房”，他们的安居梦圆了吗？

什么人高兴走，什么人不高兴走，什么人想走也走不了

住在草场6条的赵师傅，这一年多一直看着胡同里的变化：修鞋的、修自行车的，早点摊子，洗澡堂子，小饭馆，早市摊一个一个都没了，公共厕所里电灯被掐了，胡同没有人清扫了，一座座老房子变成了瓦砾和垃圾堆，一个接一个的老街坊搬走了。有的留下个电话，有的什么都没留下，一夜之间住了几十年的人，再也找不见了。
曾经一成不变的老胡同变了，变化带来了很多故事。悲伤的，喜悦的。赵师傅看到有的人高高兴兴地乔迁了，有的人悲伤地搬走了，有的人想搬走也走不了，有的人再怎样也不想离开。
前门胡同里故事的复杂程度比得上任何一部大部头的小说，家家户户围绕房子发生的情感浓稠得化解不开。
《北京城区角落调查》显示：崇文区前门地区有户口居民的居民为41795人，1.74万户；大栅栏常住人口是57551人，有平房院落2950个。两个地区10万人口，人口密度是北京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的2倍多。
公房（北京市房管部门的房）、单位房、私房，各种产权关系纠缠在一起；历史文化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和现实，发展和保护互相撕扯，标准租、经租房，种种历史的沉案使问题更为复杂化。
但是，所有复杂的事，在赵师傅的眼里都很简单明了。
高高兴兴搬家走人的，多是在外面有房的、把户口还留在公房里或因历史原因未腾退私房主房产的人，拆的不是他们家的房，还得了补偿款，几乎是白拣了一笔钱；
走得不痛快的，多是在外面没有房的，有公房也有私房，居住面积小，补迁补偿款不够买新房，有的甚至是想走也走不了；
这当中，还有再怎么也不想走的人。他们在胡同里有祖辈留下的房产和家族的情感，他们不能也不愿丢下自己的家。）
这是所有的悲欢故事的根源。
租住公房、单位房和私房主在前门、大栅栏的比例各占30%。
身为私房主的赵师傅看到，租住公房的，在拆迁签字的同时，只要和房管部门签一个合同，就以每平方米135元的价格，从房管部门买到产权，由房屋的使用权人，变成和他一样的产权人，享受和他这样的私房主拆迁补偿待遇，心里有些不平。
大家都一样，一样的补偿款，一样的离开前门的结局，并且他们关心的事也是一样的：
胡同外面的房子和高涨的房价。
早上赵师傅出来溜鸟，一边晃着鸟笼一边和街坊议论着房子：
“只能上房山，或者燕郊了，那儿4000多一平方米。”
“是啊，赶明儿溜弯，一不小心，溜河北省了。”
“呵呵”。
笑声里有一点辛酸。
　　　　　　　　　　

　　　　　　　　“打游飞”
　　　　　　
“房虫子”活跃在胡同里。
“房虫子”是胡同里的居民对“游走型”房产中介的称呼。
好点的“房虫子”有一间、半间小房儿支一个办公桌，差点的就在胡同里宽敞的地方支一个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各种房源的牌子，更不济的在墙上贴一张小广告就走，于是满胡同里都是这样的广告。
大栅栏煤市街改造工程、前门东侧路西片区拆迁的，是采取的货币补偿；前门东侧路以东的，承诺在东南二环、三环之间的弘善家园安置，但安置房的建设周期是三年，在房子建设好之前，居民需要自己找房周转，费用自理。
数千户人家需要在短时间里集中买房和租房，再多的房虫也有生意可做。
郭春英和丈夫孩子哥哥嫂子及自己的老母亲在上草场六条6号院租住两间公房。2006年6月20日，郭春英拿着40多万的补偿款带着72岁的母亲，离开了她居住了40多年的院子。
她在玉蜓桥附近以每月2000元租了一间2居室安置下母亲――一家人分做两处，母亲、她和她儿子住出租房，丈夫回自己父母家，因为出租房实在太小――然后开始奔波着买房。
当手里捏着的拆迁款和市场的房价比较时，郭春英傻眼了。
刘家窑72平方米的二手房，47万元；位于广渠门的80平方米的二手房，57万元；
郭春英从城东到城西，城南到城北，跑了不下几十处房，从6月到10月，再回头看曾经去看过的房子，更傻眼了。
刘家窑72平方米47万元的二手房，已经涨到了62万元；广渠门的80平方米57万元的二手房，涨到了72万元；
再看新房，离前门不远的新世界从年初的一万出头，涨到了一万七；新景家园从年初的7000多，涨到了1.2万；枣园新村从年初的8000涨到了12000元。
“你眼看着手里的钱在‘哗哗哗’地变毛，越来越买不到房子了，心里那个发毛啊”！郭春英在不停地问记者，“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郭春英居住的上草场六条不到100平方米的院里，住着5户人家，平时拥挤得“晚上放个屁对面人家都能听到”，这次拆迁走了4户，一户是在外有房的，院里的房子长期出租，另外三户，现在都在外面租房。“买不起啊，几十万的空档，就是天文数字啊”。郭春英说。
郭春英已经退休，她和丈夫都过了可以申请贷款买房的年龄，孩子还在读书，没有路径去筹措几十万的买房钱。

草场上六条的居民帮记者统计了一下，整个草场上六条胡同大约住了100多户人家，搬走的有50多户。搬走的住户中，除了原来在外面有房的人家之外，其余的都像郭春英一样在外面租房住，原因也都是房价太高，买不起房。
街坊们把这种在外租房居无定所的状态叫做“打游飞”。
“老太太都七老八十了，还在外面‘打游飞’，你说这心里是什么滋味？”老街坊们都十分同情郭春英母亲的状态，他们议论着，叹气着，也忧愁着自己将来的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