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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驻京记者 南香红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2-07

　　一般以为，现在高唱保护胡同、四合院的都是些有社会地位的文化人，然而这里采访的三个都是毫无权势的平民与生活者，其中一个是街头卖报纸的妇女，一个是得了两次心肌梗塞、腿有残疾的老头，一个是旅居北京的法国画家。自己都爱胡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把爱付诸行动。他们明明知道和北京轰轰烈烈的拆迁之势相比，自己的身影是弱小的，但他们不因为弱小而不表达，在他们看来，再弱小也是一种力量。

　　詹绍英：南池子到了需要保卫的紧急关头

　　在车流滚滚人海茫茫的北京，一个支着小亭卖报纸的妇女，能做些什么？

　　她应该属于那种为生计奔忙的人，她必须早晨4点起床，去把她一天要卖的报用自行车驮回来，她必须熬到晚上9点，才能收摊回家；她必须小心在意地经营，处处检点自己的行为，因为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风”，时刻会掀翻她的报亭。

　　但一个多月来她到处奔跑，为了一件和她的报摊毫不相干的事———南池子的拆迁。

　　有人说，你家也不住在南池子，拆也不拆你家，与你何干？

　　她说，政府没有依法行政，我是一个北京的居民，我有权利告。

　　有人说，枪打出头鸟，你一个平头百姓怎么能和政府对抗？

　　她说，我不怕。南池子到了需要保卫的紧急关头，我不怕牺牲自己。

　　我注意到，她用的“牺牲”这个词，她被风吹日晒得黑红的脸上严肃的神情。北京地安门的正午车水马龙，她的报亭就在人来人往的60路公共车站后面，在这样的环境里听到“牺牲”，让人打一个激灵。

　　詹绍英并不是一个老北京人，十多年前她从河南嫁到北京，丈夫是一个眼睛不好的残疾人，现在詹绍英也没有学会北京腔，还是保留着很重的家乡口音。

　　她在北京没有工作，1998年租了报亭。没想到报纸给了她一个世界。她从报纸上知道了很多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北京美术馆后街赵景心家被拆。她知道了北京胡同面临的问题，知道了北京的历史，知道了保护历史文化的意义。然后所有的有关保护北京旧城的条目，都从每日所卖的各种报纸中输进了她的大脑。

　　詹的丈夫家住的是祖产，房管部门在他家的院子里盖了两间房，为了这种侵占行为，詹的公公一直在北京市的各级政府上访。从1980年到2000年20年的上访，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2000年公公去世了。詹接手了公公未竟的事，但她知道这种无尽的上访的效果，决定走另一条路。从报纸上她知道了民可以告官，她卖了一大摞法律的书，学会了怎样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公公20年上访没有结果，她通过行政复议争了回来。这是一个小老百姓通过法律和政府的对话。

　　现在詹绍英和官员对谈，能一下从对方的说辞中听出哪一句是有法律依据的，哪一句是违反法律法规的。所以她说她要当南池子居民的法律顾问。

　　不仅仅是南池子，关于北京的胡同她做了很多调查，针对来自官方的每一个要拆胡同的理由，她都到实地去看，所以哪里是不该拆的拆了，在她心里都是一本账。

　　依据她对法律的了解，她认为东城区政府的南池子拆迁没有依法行政，区政府的行为违背了北京市政府的《关于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房屋修缮和改建的有关规定》，她希望南池子的居民能够向北京市法制办提出行政复议的申请，为此她已经起草好了行政复议书。

　　“行政复议的有效期是发生行政行为后的两个月，7月10日之前，如果南池子没有居民提出复议的话，我就以北京居民的身份提出复议要求！”

　　她相信通过法律能够制止目前的拆迁行为。

　　为了南池子的这一个月，她的报亭已经损失了1000多元。

　　郑希成：把四合院留在纸上

　　当推土机推到郑希成家门口的时候，他才让老伴搀扶着出了自家的院门，去看一看。

　　他这样把自己封闭在家里已经有很多年了，一是因为对人与人的争斗厌倦了，另外他已是一个得了两次心肌梗塞，脑有血栓、腿有残疾的老头。他家的院墙上赫然写着一行标语：院内有心梗病人，请不要大声喧哗。

　　“我是被推土机推醒的。”郑老说，“我没想到我已经那么麻木地生活了那么久，而我周围的四合院、胡同都没了。”

　　生活在东城区北新桥的郑希成记得在北新桥到锣鼓巷之间，有许多大门洞，这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大木材场的大门，当年这里集中了许多大木材场和棺材铺，为了方便马车进出，所以这里的门洞修得特别大。郑说每次看见大门洞，他的眼前就会出现几百年前拉木材的马车夫长鞭一甩，马车轰隆隆地穿过大门的情景。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鲜木材，建造了北京巍峨的宫殿。现在这种大门洞在危改中全部拆没了，北京历史中的一段珍贵的实物没了。

　　郑希成和他的夫人感慨万千。他的夫人不断梦见小时候的地安门，梦醒了就给郑希成讲梦中的地安门的门洞有多高大和她们整天在下面穿来穿去地玩耍的情景。

　　两位老人有了一个想法，把即将死亡的四合院画下来留在纸上。

　　从去年年底这个想法产生，到现在不过几个月的时间，郑希成变了一个人，原来出门都得由老伴搀扶，现在他每天骑着一辆自行车，早8点出门，晚8点进门。起初他想自己的身体不好，就把北新桥附近的画下来就行了，但画着画着，他开始研究四合院，收集胡同的历史，给区长们写信，告诉他们本区的四合院和别的地方的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值得保留。

　　郑希成在和推土机赛跑，推土机在哪里响了，他的自行车就到了那里。把那些还有不长寿命的四合院拍下来，回家凑在灯下戴着老花镜用黑笔直线条勾出它们的结构，然后在旁边留白的地方，用小字写下它们消失的时间，它们的历史故事和他的惋惜的心情。一幅幅的白描画，就像是一篇篇四合院的悼文。往往是一个地方的还没画完，推土机又在另一个地方响了，他扔下手头正在画的，立即奔去。开始还用的是彩色胶卷，后来就没钱了，微薄的退休金还要治病吃饭，郑就改用了黑白胶卷，把家里多年不用的冲洗设备拿出来自己干。

　　你知道四合院里为什么要种枣树、柿子树、核桃树吗？郑老说是取“早合适”的音，这是老北京的民间文化；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个词吗？因为四合院不光有大门，还有二道门甚至三道门，旧时候的妇女送客只送到内门的门口；你知道中国的地方天圆的哲学思想是怎么体现的吗？不管多不整齐的一块地，在建四合院的时候，都是用门、廊、墙把院子造成方的，其中的巧思妙想，构成了四合院的千差万别风格各异。

　　郑老画的已经被拆了一部分的南池子大街84号院的一套三进四合院的结构图，让住在院里几十年的人吃惊：自己的院子屋子这样方正、严谨，这样的美？也让建筑学家文物学家们吃一惊：这么好的房子要拆了？

　　郑希成住的院子是祖上在清朝嘉庆年间买的地产，他说，要是能确定不会拆除，他将把老房子修整一番，开一处北京民俗旅馆，把几百年前的购房文书挂起来，让来住的外国人感受一下这房子的历史有多长、北京作为800年皇都的历史有多厚。

　　乔得龙：北京好像在造另外一个新的城市

　　乔得龙也是跟着推土机跑的人，只不过他和郑希成黑笔白描的中国画法不一样，他更讲究光线、色调、明暗。他以一个法国人的眼睛观察理解着中国的胡同。

　　“每个首都都有自己的标志，北京的标志就是有整体性的老街区和老房子，这是北京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地方，是北京的独特的地方。”在北京生活了6年的乔得龙，取了一个中国的名字，画了6年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画一幅幅地卖出去，换来生活的需要。“我很后悔把它们卖了，很多画中的四合院现在已经都不在了，画是对它们最后的记忆了。”乔得龙说。

　　他没有料到一切来得这么快。“6年前的北京还是独特的。胡同里游走着各种小贩，他们拿着各式的响器吸引着顾客，邻里之间互相照应，小孩子在四合院里玩耍，秋天人们拿着竹竿在院里打枣，老人的鸟在笼里唱歌。”乔得龙认为四合院是一种很舒服的生活方式，北京人和四合院是互动的，是四合院造就了北京人的生活节奏，也是四合院造就了北京人。有四合院的北京是一个把乡村和城市完美结合的城市，这样的城市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城市。

　　但是近三年“北京平静的生活正在被持续的拆迁打破。感觉北京好像在造另外一个新的城市，就像后发达国家追求的现代化一样。新建成的大楼很多是很丑的，里面的设施也不适合人使用。而拆毁的不仅是四合院，是北京的历史文化，是对一种生活的破坏”。乔得龙摇着头说，对此他不能做什么，中国人的问题得由中国人来解决。他能做的仅仅是到胡同里，把那些不久就要消失的东西留下来。

　　叼着一个大烟斗，背着大画夹，他在胡同里抢光线最好的时候。顾不上吃饭，居民们给他送来水、啤酒、饺子，还给他拿来遮阳的帽子，这么慷慨的人，应该是生活幸福的而不是心理阴暗的人，这样的人只有北京的胡同里有。

　　“我在普渡寺后街18号画画的时候，这个院里的女人又哭了，我的眼泪也差点掉下来。这个小院子里铺着又古老又漂亮的花砖，老式的木花格窗子，院子里有葡萄、花、黄瓜结了出来，这里有感情有生活还有回忆，可这些很快就要消失了，你很难想象，住在这样院里的女人，把她放到35层高的楼上去，她会感到幸福。”

　　“一间老房子已经拆了，但这家的猫又回来了，它不愿意跟着主人到新居里生活，它宁愿呆在原来的家的废墟里。”

　　他说他不觉得老的东西就是落后的。在普渡寺西巷18号，他发现这座房子比街道低1米多，他觉得自已走进了历史里，这历史不是博物馆里的历史，而是活生生的历史。

　　在普渡寺西巷2号，他看到一个小小的四合院落，一对老夫妇已经在里面住了60年了，他感觉到北京不仅仅是由高大的宫殿组成，还有这样的小民居，它同样也能反映出历史的状态。“就像历史不光是几个将军创造的，也是士兵创造的。”他说北京就是一个有800年历史的活博物馆，罗马、巴黎都无法和它相比。罗马的历史虽有2000多年，但它是零散的，北京是一个整体。

　　在南池子18号，他注意到这所老房子的每一片瓦当都是不一样的，门檐上的福字瓦的边上的装饰纹也没有一块是重复的，他感叹，中国人即使在一件很实用的东西上也体现着美。

　　而在普渡寺后街39号，他看见一块门板垫在泥地里让拆迁的汽车通过，这座房子他画过，当时门板还在大门上，上面镂刻着“国恩家荣”四个大字。“房子、墙都拆掉了，破砖堆了一地，屋里的主人到哪里去了呢？”乔得龙细心地发现了胡同的拆迁而带来的生活的断裂。“那些小卖部、修车的就要没有了，摇着铁片哗哗响的磨刀人，让他们到大楼的夹缝里去吆喝？谁听得见？我想越来越多的贫困者的出现，是和老街区的消失、人们生存方法的丧失有关。”

　　“有一次我画了一对漂亮的木雕门簪，主人说你要是喜欢就送给你，反正房子马上就要拆了。过了两天我去拿，当地的政府就不让我拿了，说是有一两百年的历史，要收藏。一会说没价值要拆房，一会说有价值，到底谁在说谎？”

　　乔得龙说，他很高兴，老屋的居民在看他的画的时候知道了他们的房子的价值，很多人在看他的画展的时候，知道了老北京旧城的价值。他说他要在他的画中画出北京老百姓门上挂着的两个字———“平安”，因为这就是北京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