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已近两周，一直不敢写关于她的文字。昨晚给她与父亲烧了三炷香。

　　母亲走的时候，我俯在她耳边说，我会带她回北京。我带回的是父亲五十岁时与她的合影，我盼望他们永远是年轻时的样子，而我就永远在童年他们的爱抚下。那照片就端正挂在墙上，香灰在弯曲着，终于落在桌上，成为粉末。

　　母亲走在一个阳光刺目、云朵洁白的中午。那样洁白的云山，本来只在童年记忆里。那云朵总在西北角像洁白的巨兽般升腾，等它遮天蔽日，狂风就会带来电闪雷鸣，铜钱大的雨点就会饱含暑气，劈劈啪啪重重地打在变得阴暗的天井里。

　　母亲与父亲走得一样，始终就背负着那样透明的阳光。她似乎不需要父亲那样壮烈的吞吐，那浅浅绵长的告别，就像是她一生越来越轻浅的回音，就像她留给我们这些儿女的最后一丝袅袅游动的温柔。

　　母亲比父亲晚走三年，她比父亲小三岁，父亲就静静等了她三年。三年前，父亲去医院时候，只是对她说，“我走了，你自己当心”。他留下的钱，足够母亲用了三年。等母亲走的前一天晚上，说她梦见了父亲，于是我们就知道父亲相邀，她就要走了。她走前神志还清楚的那个凌晨，嘴里已经说不出话，只用手不断抚摩着妹妹的手、肩和头，哭得像个孩子。我们都知道她放心不下妹妹，这抚摩，实在是一个母亲最后无力的悲伤。

　　母亲追随父亲，都走了近一个世纪，走到疲惫之极。他们都终于挣脱了沉重的肉身，变成了一身轻松与自由的精灵。在我感觉中，这就像是一种涅槃。父母以心血丝丝缕缕辛劳地构筑起一个家，就像筑起一个温暖的巢，为我们兄弟姐妹能在其中躲避风雨喃喃学语。我们长大了，扇起翅膀飞了，那巢就空了。然后父母就没了自己的家，他们成为儿女的依附，但只要肉身在，又挣脱不了对儿女的牵挂，就像母亲最后对妹妹那样的悲伤。

　　凌晨三点多醒了，再无法入睡。

　　母亲这一生，总共生了十二个孩子，只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因无力抚养，往育婴堂送走了四个，留下我们兄弟姐妹八个。从21岁生大姐，到42岁生小妹，平均每不到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她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似乎都在持续不断怀孕、生育、哺乳。她经历过生育中的大出血，据姐姐说，那血从床上滴到地板上，再从地板上滴到楼下。但母亲说到这段经历，只是说，那时你爸爸叫我的声音离得很远很远，你爸爸给我打了一针止血针，那针止血针就是一石米。好像舍不得的只是那一石米。对于身边一圈嗷嗷待哺的孩子，那一石米意味着什么呢？

　　我记事时，母亲其实已经到了中年，但依然端庄、美丽。我总觉得，他们那一代所有的庄重，今天大约不会再有。那端庄首先是作为一个母性所焕发的那种朴素。小时候身上穿的所有衣服，都是她一针针缝出来的，过年过节，都要保证有新衣，只不过有的是旧衣的改造。而无论单鞋棉鞋，母亲纳的鞋底总是那么厚。记忆最清晰是，过一段时间，她就要糊裱褙——将不能再穿的旧衣服边缘撕下扎拖把，剩下整块的布糊裱褙，撕完地上一堆，然后在灶间的门上，一层层糊得厚厚的揭下来。鞋样都是用《中国妇女》的封面剪的，母亲从五十年代就一直订阅《中国妇女》，根据我们脚的大小，不断放大鞋样，以一层层裱褙集成厚厚的鞋底，再一针针用顶针密密地纳成。母亲数不清给我们做过多少双这样的鞋，我下乡时穿的还是她纳的布鞋。

　　童年时父亲的印象其实极浅，他早上去上班，中午回来吃饭，晚上再回来吃饭，一直是不苟言笑的样子。而从早上一睁眼，就是母亲忙碌的影子。记忆中最深刻的早晨总是冬天，太阳照在窗外瓦楞厚厚的白霜上，母亲围一条棕色三角头巾，刚从菜场买菜回来。她说，冷啊，冷得鼻子都要冻掉，然后将手暖和后才开始帮我穿衣，衣服早就一件件都暖在被窝的夹层里。那时的冬天，屋里的毛巾都结冰成“笋干”，母亲燃好了脚炉，那脚炉坐在草窝里，起来就让我把脚暖在脚炉上。没风的日子，太阳出来，在阳光里早摆好了小板凳，让我们排排坐，晒太阳，自己则开始洗菜做饭。就这样，我们的整个童年就都没有寒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