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渗透了我们的生活

 　　做媒体的最怕找不到值得去挖掘的新闻。这周除了沁源车祸之外，按说两例禽流感感染者是最大的新闻了。可是除了卫生部统一发布的疫情外，我们又能提供什么新的信息呢？上周王鸿谅已经到湖南做了实地采访，大家都不愿记者去骚扰。在疫情方面，媒体也很难进入核心信息源，在信息源周边指手划脚，总是要被称为“添乱”。

海南的彩票又出现了问题，我们没有派记者去。为什么？刚刚发生而未定案，又是很难进入核心信息源。再说，类似这样的事件，既然我们很难窥见事实真正的真相，那么是不是一定要做？做也就是在外围分析与推测，说些不咸不淡。

　　其他新闻呢？每次进入新浪新闻想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线索，除语焉不详的贪官信息就是社会新闻中的偷窥或者强奸。由此总有一种无聊感笼罩。新浪新闻是众多媒体现状的缩影，有些东西我们不能报，有些东西我们没能力报，有些东西能报而我们没有兴趣报，新鲜的新闻由此就特别稀薄，许多无关紧要的东西就在那里发酵与繁衍。

　　　　　　　　　　　　时政与经济问题

　　生活周刊不对时政问题发言，是我在抑制编辑部在这方面的热情。原因是我以为，生活周刊没有能力对一些尖锐而政治性的时政问题发言与作判断。我一直以为谈论政治是政治团体所办媒体的责任，比如党报党刊。生活周刊要做的是对社会进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来发言，而且这发言只能以知识分子的态度，而非政治家的态度，这发言也只能在被许可的范围之内。我一直以为，一个媒体对自己所能做的与自己的生存范围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能在这个范围内作为。

我承认在尖锐的发言能力方面，生活周刊不如凤凰周刊，也不如财经。我更强调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醒判断。我们有能力发言就发言，没有能力发言就不发言。

　　对生活周刊的社会化财经报道的批评我也接受。在1999年之前，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唱主角的是方向明。那时的大报道基本都是方向明做的社会化财经模式，与胡舒立也能构成竞争。方向明后来有志于去做他的《竞争力》，经济的社会化报道是高昱在那里做，高昱有志于去做他的《商务周刊》，社会化的经济就成为周刊的弱项。以我自己观点，方向明与高昱还不如在周刊发展，但人各有志呀。现在我们有金融方面很专业的“双谢”——谢衡与谢九，还有邢海洋，他们的能力在金融界被首肯，但在以社会视角看经济热点方面明显不足。他们也有志要突破现有格局，但还需时间。我也期望周刊还有新方向明出世，我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