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任教

1968年10月份，张港中学成立革委会，之后学校就散了，同学们都回乡了。回家就等于失学了，只好到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过了不久，在大队小学当老师的德喜要生孩子，学生没有人上课。大队领导就因为我是刚下学的中学生，文化程度高，就安排我去代课。代了一个月的课，德喜满月了，重新回到学校上课，我的代课也就结束了。

    生产队的劳动是每天都会要上工，上一天工记一个工（10分工）。只有天事下雨，不能搞事的时候，才能休息一哈。特别是下连阴雨，一连几天不能出工。这就是我们社员们可以玩哈的机会。知道大队小学有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两张很大的桌子，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我们就跑去当乒乓球桌子打乒乓球。除了乒乓球是买来的以外，打乒乓球的拍子都是自己做的。就是用一块板子，砍成拍子的形状就行了。来了一大群年轻人，都是十大几岁的。为了不至于乱来，就规定，先两个人争球，再以六个球争胜负，输球的就下。然后按次序再来一个对垒，赢了的就是擂主。这样一直循环，一搞大半天，饿肚子了都舍不得回家，紧玩。

到了第二年放暑假以后，下学期开学，因为学校缺老师，大队的又安排我到学校去当老师。这回可是正式的老师，虽然是民办老师，也终归还算是老师。我从本心来说，并不想当老师，因为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言辞很短，不会讲话，所以觉得当老师不适合。自己觉得要是能够做一个管理图书或者文件什么的，倒还是比较好些。当然，那纯属是异想天开。但是，要是跟在队里干吃亏的体力活相比，当老师还是要轻省多了，所以就爽快地答应了。

记得，刚刚去学校的时候，是七队的聂国全当校长，老师就有曾德喜，黄良美，李国安，张远枝，熊南超，熊万均，易振林，还有个知识青年叫董先华，她是五队的。我是代五年级的语文课，四年级的数学课，还兼有音乐课。（那时候小学是五年制）那些年，我在学生中就发现了一个好苗子，就是良美哥{表姐夫}的儿子黄显能。我发现他很聪明，也很用功，很勤奋，因此就预言他将来一定是一个大学生。果然不出所料，他后来顺利地考取了大学，好像是成都电子科大。现在在武汉光谷中南电子（军工）工作。

学校的聂校长与大队的贫协主任是一个姓，他们掌握着学校的实权。校长喜欢唱歌，但是不会简谱，就要我教他学简谱。他们七队的离学校比较远，中间隔着锅巴湖农场，有三里左右的路程。他有时候中午放学就不回去了，早上就带好中餐，就是蒸熟的红苕。他就有时间学唱歌，呵呵，非常投入。记得一首《最亲的亲人是毛主席》，教了他几天，才学会。后来，他就向大队领导推荐，让我当了学校的教导主任。主任要具体安排老师的任课年级和科目，开学前，还得排好课表，还得下堂听课，了解了解教学情况。一大堆的事务，很忙人。自己年轻，多做点事，不怕吃亏。不过，还能赢得领导和老师们的一致好评，知足了。

听别个老师的课，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比如，去听一年级德喜老师的语文课，深有感触。她是文 革前的老高中生，以前是公办学校的老师，后来才下放到大队学校来。她在学校所有老师中，文化水平首屈一指，却因为一年级学生最不好教，所以她就挑起这个重担。她上课的时候，那些刚上学的小学生被组织得非常听话。小朋友们一律背着双手听课，然后，就都照着她在黑板上工工整整板书的粉笔字，一笔一划地学习写字。她把每个字的笔画笔顺，教得清清楚楚，而且，还让学生们举起右手，跟着老师的教鞭一起在空中划字。这种识字教学法很管用，一堂课下来，所以学生都学会了那些字的写法，然后再让他们在练习本上去写。我曾经检查了许多学生，一个个把字写得很漂亮。学生从小打好了基础，以后就会受益终身。朱塲中学的朱忠雄老师一次作文评讲课，说一个学生一篇作文就有百把个错别字，那肯定是小学基础没有打好的缘故。

那时候的学校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以，学校办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知青董先华担任排练辅导，我就用乐器给他们伴奏。二胡，笛子，那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学会了的，三弦，板胡，还有凤凰琴，是现学的。宣传队是要去参加公社的文艺汇演的。当时排练的都是革命歌曲，语录歌曲，还有革命样板戏选段。每天下午放学以后，加上星期天，都要排练。谁知道，这却引起了有些人的不满。学校操场前面有一个熊家潭，再过去就是八队的农田。那些在田里干活的人，听到学校传出来的歌舞声，可能是出于嫉妒，还是不服，给我们宣传队取了个不雅的名字，叫“散心堂”。这为以后大队领导下放我，埋下了隐患。

大队小学的校址在四队（熊家潭）的前面，只有一排房子。四队的是望东住，五队的是望西住，两台人家背靠背。大队的这排房子，西边是学校，中间一间是大队办公室（仅有两张很大的方桌，可以打乒乓球）东边是合作医疗站，我有时候就会去那边玩。医疗站有一位老中医，叫江为轩，我们都喊他江先生。老先生是张港区卫生院的权威，据说，当年全区医生进行考试，就是他命的题。还听说，那时武汉医学院要请他去当教授，他不去。他因为成分不好，就被从张港卫生院下放到朱塲卫生所，又从朱塲下放到我们群丰大队的合作医疗站。他的医术非常高明，可以手到病除。周边地区的人都从几十里远，慕名而来，请他看病。我就有一次亲自看他给人诊断，病人是一个老婆婆。只见他手搭脉心，叫病人不要讲话。等双手凭脉完了，就对病人说，你是脑壳疼，心烦，口苦，不想吃，睡不着，等等。病人说，你郎说的真准，一毫不差。于是，老先生就开了一个方子（记得有当归，川芎这几味药），说，抓三副药，吃完就会好的，不用再来了。果然没有看到那个病人再来。还有一次，一个病人被家人用板车拉来看病，说是肝硬化腹水，肚子鼓起像个气克马，别的医院都不收了。江先生说，我收，我有办法。只见他就用特大号的针从腹部扎进去，抽出来一脸盆水。病人马上说，我好多了。然后，又开药吃。后来，这个病人又多次来找他看病，感激得五体投地。他还带了一个徒弟，自己编教材教学。记得那上面说，学的是岐黄之术。可惜那个徒弟没有学好，默默无闻。江先生还毛笔字写得特别好，那种隶书，非常漂亮。曾经为别人写了一幅中堂，美不胜收。他看了我写的标语后，还说我的字显得很年轻，有发展前途。他曾经还把自己写的描写张港发大火的一篇赋，用的是文言，四六句的骈文，亲自念给我听。那种摇头晃脑，悠然自得的神态，至今都还记忆犹新。他真是多才多艺，还会木匠，雕匠，篾匠的手艺。打的一把睡椅，可以前后摇动。雕刻的一支乌龟托着一个被打倒的刘少奇，肩膀耸起，用来外科室的给人搁腿换药。还打了好多花篮濠子，里面放一些鸡蛋壳子，丢到熊家潭的去下鱼，那些小鲫鱼，花鱼子，死咣皮，杨麟婆，天天有鱼吃。令人遗憾的是，他儿子说，老先生最后辞去医生不干了，用一把斧头款着一把锯子，出门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不知所终。唉，伸出三个手指头就能够看病的老中医，现在还有吗？老先生要是当初同意到医学院去当教授，把他祖传的医术传承下来，就不会让国粹漫灭。惜哉！

在学校当老师的知青董先华后来招工走了，又换一个知青老师，学生们都喊她小徐老师。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歌曲，比如，《敖包相会》，《小路》（苏联歌曲），《草原牧歌》，《那惨然的微笑》，《小妹》，《奔腾的南江》（朝鲜歌曲），还有《有重逢》等等。在我与她一系列的交往中，就不知道怎么会引起了别人的嫉妒和忌恨，后来就造成了我在1971年暑期，被迫下放生产队劳动改造，结束了两年半的小学教师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