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先后翻译出版了《斐多》，出版了《我们仨》，《我们的钱媛》等，作为他的读者有时会充满好奇地想更多了解杨绛先生，要能和她聊聊天该多好。我曾经去杨绛先生家和老人愉快地聊了半天。现将聊天的内容分三次发表在我的博客上，希望大家喜欢。

杨绛先生的气色不错，银发丝紊不乱，穿着干净素雅，脸上还有一层淡淡的红晕。整个家没做过多的装饰，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水泥地在阳光下泛着一种青光，写字桌上的书籍资料也整齐有续，让人感觉特别清爽。杨绛先生说：“家里的一切都保持钱先生在时的旧样”。然后指着那个大写字台说，“钱先生在世时就坐这里，现在他不在了我坐这里。”

我问：“钱先生已去几年了，在他的忌日你是怎么纪念的？有什么仪式吗？”

杨绛回答：“什么仪式也没有，他和我都不喜欢仪式。”

“最近您正忙什么呢？”我问。

“我不忙什么了。钱先生去了，女儿钱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扫现场。”

对于杨绛先生的家事我不敢过多触及，我怕引起老人伤心。我连忙转移话题，问：“你是说把这个家散了？是不是准备以钱先生或者你的名义设立一个文学奖之类的？”

杨绛说：“捐肯定是要捐的，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

“那么你最近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忙很多事呢。所以我不欢迎一切外来干扰。”

“你的身体很好，能活到一百岁以上。”

“那就太苦了，我这几年活过来就不容易。我为什么要翻译《斐多》呢？这是一本非常难译的书，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

钱钟书先生当年从来不见记者，不上报纸，也不上电视。甚至一些所谓的学术活动也不参加。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也如出一辙。他们为什么拒绝媒体呢？虽然外界对此也有不少说法，杨绛先生甚至还出过一本叫《隐身衣》的书。在书中杨绛曾问钱钟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隐身于书斋，遨游于书海，即便出门最好是人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万人如海一身藏（见苏轼诗）”。当我面对杨绛先生时，我不由问起这个问题。杨绛笑笑，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

“你的信息来源是通过报纸来的多还是电视的多？对网络感兴趣吗？”

“对于网络我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关注了，省省眼睛，我是新时代的文盲（笑）”。

“除了《参考消息》还看什么报刊？”

“都看看，看些新闻。报刊很重要，不过可以少一些，不需要这么多。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象《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笑）”

我说：“虽然您不想当名人，但你还是早早地出了名，据说比钱先生出名还早。”

杨绛先生笑了，说：“这就证明出名没什么价值。”

杨绛对当年轻描谈写地说：“当时我的剧本只是进步剧团用来掩护抗日运动的小戏。因为没有政治气味，还卖座。当时我怕出丑，广告上用了‘季康’两字的切音。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我就用了‘杨绛’这个假名”。

杨绛成了杨季康的笔名，一直用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杨季康这个名子消失了，杨绛这个名字却深深地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当年，杨绛声名鹤起之时，钱钟书却默默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