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秒的唐山大地震对受害者心灵造成的伤害，多长时间才能治愈？在冯小刚导演新作《唐山大地震》的首映式上，我们找到了答案：可能需要32年！

    1976年唐山那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发生后，徐帆扮演的妻子李元妮在遭遇丧夫之痛的同时，又不得不面临一个不可能有正确答案的生死抉择——她的一对龙凤胎儿女方登、方达被压在一块水泥板下的两端。救女儿，儿子死。救儿子，女儿死。手心手背都是肉。她该怎么办？最终，一个艰难的抉择，让这位痛不欲生的母亲背负了32年的心灵枷锁。也让被母亲不得不放弃却侥幸生还的那个女孩，心灵遭受了长期难以愈合的打击。学医救不了眼前的亲人，退学可以挽救一个生命，太需要被爱所以才会这样吧！直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在抗震救灾现场，她看到了类似的一幕……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为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县城，留下如此多的眼泪，只因为，在地震后，我走进了它，看到了它的模样。”——朱玉

　　问：您的那篇报告文学《天堂上的云朵——汶川大地震，那些刻骨铭心的生命记忆》，让所有读过的人泪流满面，深受震撼。您是怎么看您这部作品的？

　　答：两年前我从汶川回来第一次写报告文学，我是流着眼泪写完的，就像流着眼泪看完《唐山大地震》这部影片一样。有太多太多让人流泪的故事，在大灾面前，人是那么的渺小。作为一名记者，我在两年前亲历汶川记录了那些痛失亲人的悲怆；作为一名母亲，我对那种失去孩子的痛楚简直连想都不敢想。直到现在，我还是不能一个人平静地读出“北川”这两个字。

　　问：地震发生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答：我要去灾区！当时，我立刻向领导要求奔赴灾区，很强烈的要求。先是请战，再是请示，最后是请愿。我急了。可能当时领导有统一考虑，但我觉得无论如何我要去，我不能原谅在发生这么大的灾难后，自己身为记者却不去现场。如果去不了，我一辈子都无法释然，这一生我将生活在巨大的职业痛苦之中。我儿子说：“你为什么非要去前方？领导又不让你去。”我对他说：“我必须去，我的职责让我必须在那个地方。”

　　问：去灾区前都做了哪些准备？

　　答：我第一时间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了——帐篷、压缩干粮、水、药品——往汽车的后备箱里一放，随时准备出发。作为一名职业记者，要做好随时奔赴新闻一线的准备。

　　在前方，有记者朋友告诉我，他好几天没吃上东西了，手臂晒得脱皮。我听了，一方面是心痛，另一方面没有说出口的是，一个记者连自己的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他怎么报道？后来，不少前方回来的记者对此还津津乐道，说自己在采访时断粮断水。要是我，我对这一点是说不出口的。干记者这个职业，采访前，一点准备都没有，甚至去分灾区群众的口粮，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还有一些记者总说自己在前方采访时遇到多大困难，遭受多大痛苦，我对此非常不同意，痛苦不是拿来炫耀的资本，是你必须承受的职业的给予。一个到灾区的记者，再痛苦也没有身处灾难中的灾民痛苦。记者应该用稿件说话，证明自己不但去了，到位了，而且还履行了职责。

　　问：关于地震报道的作品中，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篇？

　　答：我每一篇作品都是用心写的。有一位采访对象，我想我会终身难忘——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光说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有点陌生，但只要说到他是史上最牛校长，恐怕就没有人不知道他了。采访过程中，他完全不知道我是一名记者，还以为我是科技部的一名官员。稿子发出来后，他的孩子打电话告诉他：老爸，你成名人了。报道两天内，网上点击阅读量就有一千多万人次。大家都由衷地佩服这位“最牛”校长。当时桑枣中学花了17万元件教学实验楼，他上任后，又花了40多万元来加固。地震时，全校2000多名师生无一伤亡。桑枣中学所在地安县的地震烈度是9到10烈度。北川是11烈度。处在这么高的地震烈度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也是非常让我欣慰的报道，之前经历的所有辛苦和劳累，在这一刻荡然无存。其实，我从来不奢望自己能写出在历史上留下巨大痕迹的报道，但是我希望我所采写报道出来的人物，可以感动人、鼓舞人。叶志平应该是这样的人物。

　　问：灾难报道对记者有什么要求？

　　答：我做了二十多年的记者，一个最深的体会是，灾难报道对记者的要求，比调查性报道、典型报道要高得多。千万不要以为，是记者，就什么都能担当。我不主张让人生阅历、工作经历少的记者去报道灾难。因为，这样的人一到现场，非常容易被灾难造成的悲剧所击倒，不能正常工作、甚至不能正常生活，身体和精神有可能崩溃。

　　那次到汶川采访的时候，往往是眼前一团黑。你会遇到没有吃、没有喝、没地方睡觉、没有路可走，还有不断的余震和随时掉下的山石，然后还要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稿子来，而且还要写得快、写得好。每个人面对灾难造成的伤害，心里都会非常难过，但即使再痛苦，也不能影响工作，而是应该尽自己最大能力去报道，去采写稿件，这个时候，光痛苦，光哭时没有用的。

　　而只有生活、工作经历多的记者，才能比较冷静地工作。灾难基本不会妨碍我写稿。在地震前方采访时，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流，但写稿时，边写边哭。稿件完成，合上电脑，我就继续采访。在北川采访时，尸臭味很大，但我随便坐哪里都能吃得下东西，我要保证自己的正常体力才能工作，我要用我的笔，记住他们。

　　回到北京后，回想起在灾区的所见所闻，尤其是在写那篇8万多字的报告文学时，我心如刀割，一阵阵地疼痛。我知道，我其实伤得比任何人都深，是一种无法愈合的伤痛。有的人可能在现场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从灾区回来以后，慢慢回到原本状态。可我不是，我受的是内伤，一直隐隐作痛。可能不写那篇报告文学，我不会伤得这么深。起初约稿之初，我是不想写的。但他们的一句话打动了我：这段经历和历史应该记录下来。

　　“想象不出哪个职业比我现在的记者职业更为有趣。这活儿有时把我累得要死，有时让我烦得要命，但更多的时候，让我乐不可支。也许这就是幸福！”——朱玉

　　问：谈谈母校吧！北京大学，对你有着怎样的影响？

　　答：记得当年上学时，心里总觉得北大应该永远属于我。后来，发现自己真的要离校了，要走了，就问自己，她怎么不要我了。不只不觉离开北大已经二十多年了，但这所百年高校深厚的积淀，始终吸引着你，召唤着你，影响着你。不管时间如何变迁，她始终是承载了你人生诸多追求的精神家园。

　　北大对我可以说影响一生。我觉得，北大这个地方太奇怪了，一旦你和她扯上关系，就永远和她划不清。一个是，你在北大学习的这一段经历，让你只要说出“北大”这两个字，在全世界都能找到同学和朋友。北大变成了你学习和业务能力的证明，变成了个人素质的证明。尽管大多数北大人不会以此炫耀，但在别人眼里，北大的毕业生理应是高素质的人才。

　　还有一种感觉是，只要一想到自己是北大的毕业生，心里总是有一种“不能辜负她”的想法。我原来一直不愿意谈论自己的学术出身，生怕自己的表现配不上北大，辱没了母校的名声，我不能往母校脸上贴金也就罢了，但绝不能往上抹黑。在我眼里，北大就好比一根跳高的横杆，无论你跳得再高，你总会觉得她的标准在你之上，你无法企及。到现在，人家一说你是北大的，我心里隐约有一种自豪，另外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好像还不怎么配得上这两个字似的。但现在值得欣慰的是，自己还不至于辱没母校的名声。

　　问：北大教会了您什么？

　　答：包容和独立思考。北大以一种包容的胸怀，给每一个北大人以自由的空间。我写稿子，就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可以不循常规。你如果问我，新闻通讯和新闻特写有什么区别，我会坦率地回答，我完全不知道。这样的结果就是，你可以完全的文无定式，开阔思路去写。

　　走出校门，进入社会后，你能在金字塔处在什么位置，取决于你个人的基础，取决于你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各种机会。北大帮我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北大不是把我教出来的，是用她的精神与传统把我熏陶出来的。时至今日，北大老师们教的东西，我已经不能全部记得了。但是在我忘记了那些知识后，剩下的，是北大给我的教育。

　　问：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这个职业的？

　　答：慢慢喜欢上的，从每天写一篇小消息开始的。我陆续有一些稿件在《人民日报》和其他一些媒体上刊载，那时就觉得：咦，自己写的稿件登在报纸上，怎么那么美呀！尤其是那两个字——自己的名字，我就来来回回地看。

　　问：我一直都很想了解，一名好记者的标准和要求是什么？您的多篇新闻作品都得到多中国新闻奖奖项，还获过首届中国记者风云人物、全国抗击非典优秀记者等称号，在您心目中，好记者的标准和要求是什么？

　　答：人们常说新闻良心很重要，但我自己越来越觉得一名好记者不但要有正义感，而且一定要认识到并告诉自己什么是职业记者。职业记者应该以职业操守和专业水准来要求自己，理应履行好记者的职责。

　　要成为一名好记者，我觉得，首先要能吃苦耐劳。不是说，好记者就要天天以吃苦为己任。生活中的常态应该是积极健康的，在非常态，需要冲锋陷阵时，应该完全有能力做好工作。另外，就是要有广博的知识。我理解的广博的知识，是看他是否具备进入一个陌生报道领域的快速适应和反应能力。不管采访有多么困难，都要能写出稿件来，而且每篇稿件都要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准。你不要总说自己在某一熟悉的报道领域做得多么出色，因为在熟悉的领域大家都做得挺好。

　　问：有没有想过改行？

　　答：不是没有对别的职业动过心。但是回想起来，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哪个职业比我现在的记者职业更为有趣。这活儿有时把我累得要死，有时让我烦得要命，但更多的时候，让我乐不可支。也许这就是幸福吧！幸福从来不是纯甜味儿，生活从来就是给你点苦头，然后再给你一匙糖。

　　如果有一天，等你们这一代成长起来会说朱玉是个好记者，而且是真心话并非恭维我，那我就太高兴了。咱就是个性情的人，高兴也憋不住。

　　【采访手记】

　　朱玉，新华社国内部政文采访室主任记者。以调查性报道和人物报道见长。朱姐个子高挑，喜欢大声说话，喜欢开怀欢笑。和她说话，不难想象那些有关食品安全、煤矿事故或是医患纠纷的新闻调查报道，源于她的执著与直爽，甚至颇有倚剑走江湖的侠肠义胆。而她风风火火的形象，与那些有关汶川记忆的细腻温婉的文字，风格迥异。难以想象，她面对着电脑写作时，那痛苦流泪的样子。朱姐坦言，直到现在她都不愿意再看到“地震”两个字。

　　谈话临近结束，朱姐建议把晚饭也一并解决了。点菜的时候，她点了一道很辣的菜，说是她的最爱。一盘子菜，多半盘辣椒，就像朱玉的性格，吃起来够味儿。朱姐说自己爱琢磨吃，是因为儿子也爱吃。谈起儿子，向所有的母亲一样，朱姐的脸上一直保持着幸福的笑容和疼爱的表情。为了儿子，她喜欢钻进厨房里研究新鲜菜式，并把它化为桌上佳肴；同时，她也会把自己新鲜出炉的报告文学捧给儿子欣赏。只不过，儿子似乎对美食更加买账。对此，朱姐也只能笑笑。直到饭快吃完，朱姐还在谈论自己最新发明的菜式，一个母亲的成功和喜悦无非是因为得到了儿子的首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