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桥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五故事》和中短篇小说集《中如珠宝店》再度在先锋创作领域进行新的探索。昨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陈家桥表示，小说的现代性是应该注重个人性，而在主流价值观中徘徊的茅盾文学奖显然对于非主流的作品不够宽容。
　　
　　 A
　　
　　《一个女人的五故事》讲的是一个女人的五段人生，而小说中的第五个故事的时代背景则被放置在了未来——2030年。“我觉得是一种后现代处境下的关于一个女人生活片段的拼接”，陈家桥表示，他并不是刻意地要使用这些世界最新的叙事手法，“这种叙事手法的出现有必然性，和全球化文化背景有关系，譬如南非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凶年记事》和《夏日》，都是典型的在结构上做了创新的，包括略萨，相较而言中国式的叙事太老了”。他进而解释称，“我理解的真实是想象的真实，想象真实是建立小说故事的合理性，是结构现实主义成立的基础。”
　　
　　而《中如珠宝店》则结集了陈家桥1995年至去年的作品，这部小说集都是非常个人化的，见证了陈家桥对当下的最鲜活的历史的表达。“中国人实际上关心的东西很多，我认识的一个法国人关注的东西特别简单，比如她买了辆自行车，我问她这个自行车多少钱，她很生气，说：你和所有中国人一样，为什么只问我多少钱，而不问样式颜色？”在陈家桥看来，这件事说明中国人关注的问题大多与物质有关，“这20年的社会发展很快，我之前的作家，恕我直言并没有很好地真正观照近二三十年的现实。小说是见证这个时代，而不是直接描述这个时代；小说这种文体一定是私密性的，以私密经验来见证来表达那个时代。”
　　
　　 B
　　
　　陈家桥觉得，今年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和往年相比有“巨大改变”，尤其是一些当今文坛最有活力但一直遭茅奖拒绝的作家都获得了提名或者奖项。不过，在他看来，莫言的小说《蛙》的获奖却有一定的“补偿意味”及“体制情结”。“我说的体制内是指作品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表现的倾向，虽然莫言不能完全说是体制内作家，《蛙》有强烈的体制情结。（评奖）变成了体制和体制的构成要素在游戏。十部作品中有八部是作协领导，等于说写作和体制的关系进一步被放大。我担心体制的力量会进一步挤压非主流和自由撰稿人。”陈家桥说，正常的社会应该允许主流和非主流同生共存。他不讳言对余华的欣赏，认为《许三观卖血记》才应该是茅奖的不二之选，“但茅奖并没有把最重要的长篇奖授予艺术上和表现当代上最重量级的作品，比如韩东的《知青变形记》，我觉得这个小说在这个时期是非常好的小说。”
　　
　　陈家桥直言，某些茅奖获奖作品其实是非常无趣的，“张炜的《你在高原》，400万字，我认为那就是风俗志。全世界对好小说的标准，就是小说应该是可以流传的有趣的内在的自由性很大的文本，从这个层面来说，个人性一定要抬头。但是，现在国内的文学奖显然非常粗糙，一提到个人性想到的就是物质欲望和个人主义……”他说，茅奖的评选和操作本身是公平的，“但评选结果所折射出来的当下文学界对小说的理解说明，它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他们还是要宏大的社会层面的叙事，不太关注个人和细节。我觉得理想的茅盾文学奖应该是以主流价值为基础的，涵盖多方向多角度多层面的创作，应该留一到两本是比较小众的。主流价值应该有一种宽容性，我们的主流价值是比较狭隘的。”
　　
　　陈家桥觉得遗憾的一点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可以很快和世界接轨，但中国作家没有一部作品是能够世界风行的。“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不给内地作家？大家老是说诺奖有歧视，我觉得不是，它前几年就给过略萨、奈保尔、帕慕克，你看他们的作品，确实是世界级的，是通过人来表现世界，表达人的情感，表达人的普遍生存困境。国内有哪个作家的作品是这样的？我认为没有。从写个人的命运去写历史，中国缺乏这样的作家。”他感慨道：“如果文学不强壮，是因为这个民族不够敏感了。”(新安晚报）

　　
　　 本报记者 蒋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