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理想主义转化为一种局部的麻烦

                                                               陈家桥

    春树在有问题的时候，她会去游泳。在《光年之美国梦》这本书中她写到她在朝鲜，在那个宾馆里去游泳了，说那里只要二十五元，当然也许还有韩国人。朝鲜的泳池，怎样的构造？怎样的水雾？这个可以想象，当然我更相信她的描述，她描述她那湿漉漉的游泳后头发滴水的样子，这是春树，这是她的描述。

春树的阶级斗争

    我无法把这本书一次读完，尽管我一直在读，但是实在是太密集了。就是说她一直写着事情，即使是一个看法，也是一件事；即使是一个态度，一个怀疑，一个停顿，也是一件事情。这是好的，我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她说到了阶级斗争，我不知道该怎样来理解、评价斗争，但阶级斗争是她经常触及的。她注重阶级，注重阶级分析。

    在《光年之美国梦》中，春树去了曼谷，去了朝鲜，去了澳大利亚，去了美国，但是她始终仍然在北京，在大院，在路上，在地铁口，这是自己对自己生活的一点干预。我记得她就是这样写的，在曼谷，我们会看到一个抵抗者，一个对于关系的抵抗者，是对关系成立与否的抵抗，或者说是通过抵抗来完成生活。生活在某些时候会因为一些特别奇怪的否定而成为一种抵抗的场合。春树抵抗了这个，抵抗了那个，但事实上她抵抗的是这个现实中可以被描摹的某一种关系。你可以把这种关系称之为爱情，称之为性，称之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但是她是不认同的。

    我想她在美国梦里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否定，就好像没有阶级分析，就没有对社会现状的认知，从而也就没有了自己。否定在这个角度上本身也成了抵抗，可以说春树在这点上是否定爱情的，并且她也否定了性，否定了一种别人都可以接受的性。春树在这一点上显示了某种强大性。

求助中国大使馆

    当然这种强大仍然是有限的，我们可以看到当她求助于中国大使馆时，一种认同感在这个地方被讽刺了，被削弱了。这是一种普遍的现实，我们会在曼谷这样的地方发现，在爱情、性、尊严和暴力这些东西上，缺少的是同一种东西的支撑。社会现实在这个基础上被松动了，被挖掘了。可是我们又并不知道到底是怎样一种力量在挖掘我们社会的现实的基础，于是出去，抽离，行走，行动便成为一个主题。

    当春树在美国，在纽约，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你仍然无法完成观察，“存在”在这个时候本身被悬置了。所以你仍需面对现实问题，比如语言、居住、孤单、思乡以及戏剧性。然而春树毕竟是行动了。假如你考察这个压力，这该是市场的，国家的，同时又是民族的习惯的压力。我们是否能顺着阶级斗争，顺着市场的压迫，去寻找到更绝对一点的唯一性？我们无法去指责，在这些引起焦虑的现状中的人们，无论是victor还是张莹，你找不到更特别的存在上的反应，他们总是顺着春树的路线，存在于一个她主观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由于她自身的介入早已经转化为她本身的境遇了。也就是说，她已经不太需要选择，阶级斗争，或者说一种在她身上存在过的理想主义，已经在这些场合被转化为一种局部的麻烦了。

给点宁静就入睡

    但她是行动的，她的朋友也必须是行动的，不行动的就要被甩开。我觉得旋转的陀螺成了春树的宇宙存在方式，一种形象。当然，我想也许她正如她自己写的那样，在获得一点宁静时，她是会很快睡去的，在北京这样，在纽约也这样，一个人可以尽快地睡去。

    理想主义的春树在这本《光年之美国梦》里在结构上反而是十分矛盾的，不过这个结构，本身就是对理想主义的质疑。在北京的现实，在纽约的现实其实都是曼谷冒险的另一种翻版，可能没有比在网络上的性爱的真实更加荒谬的真实了，感受在这个角度上被荒废了，成为一种表演。

或许在理想主义看来，假如日常生活缺少革命，阶级冲突与斗争如果不能伸张，那个对理想主义的怀疑与痛斥有时也是一种坚持的方式。

    在春树的美国梦里有某种陌生性—一种世俗的人道主义有可能始终被压制，在我们解决市场和民主两个问题之前，我们可能还要解决一些心理的困难。在我们介入社会之前，我们还要找寻到我们抵抗的目标，也许美国梦不是逃离，反而是选择一个现场，不是一个两个现场，而是所有的现场。冒险都是一样的，冒险本身就是一种重复。（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