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犹不及话悼文

                                       □逄春阶

        自 4月25日起，梅葆玖、陈忠实、李世济、张藜等文艺界的大人物相继辞世。各界人士纷纷悼念，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他们的惋惜之情。悼文我看了不少，有些写得很朴实，我很受启发。但是有些悼文很煽情，用词不嫌其大，言过其实处多而又多。我看了很不舒服。

         文化名家之所以是名家，肯定有过人之处，独到之处，让人敬佩之处。他们以自己的天纵之才，写出、演出或者唱出自己的过硬作品，影响了人，鼓舞了人，娱乐了人。他们去世了，我们缅怀之，回忆与之相处的一些细节，提醒后人学习他们的高贵品德和精神，是一种正常的情感表达，也有益于社会。死者为大，适度的溢美，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是褒扬得把握度，过犹不及。

        比如有篇悼文写道：“某某某死了，天下还有仁爱吗？……创造和倡导这些仁爱古风的人死了，文坛上只剩下写偷看别人屁股、勾引别人女人的人。仁爱之风无人倡导，人们能不恐慌吗？孔子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能不恐慌吗？”某某某真有那么高的能量吗？谁恐慌呢？这些吓人的抽象大词，跟逝者活着的形象相称吗？

         对文化名人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众人有个较公允的评价。比如李白杜甫可以比肩，但唐代其他的诗人，大概就不能跟李杜并在一起说。对文化名家的过誉，固然表达了一种惋惜，但影响不好。过誉，就是虚高，虚高就有伪的成分。我还注意到，有些悼文，爱用“最”，“最后的大师”、“最后贵族”、“最后的君子”“最后的”什么什么。说实在的，我挺烦这个“最”的。

         我们必须清醒，文化名家也是人，人无完人。就悼文来说，一般说优点，回避其缺点。但优点必须说准确，说不准确，动不动就用“最”“最”“最”来表达，是最没水平的肤浅之文。

        有的悼文，不过跟那位文化名家有过一面之缘，但写起来却洋洋洒洒，让人感觉交情深厚。仔细一看，大多是套话，平板而无味，自说自话，有求媚之嫌。 还有一篇悼文，作者写到向某位文化名家约稿后，请求修改，竟然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纠结多日，等给文化名家打完电话，状态竟然是：“我当时鼻子都酸了，一如我现在写下这一段回忆文字，鼻子又发酸、眼睛又潮热了一样。”至于吗？

         怀念的价值在哪里？在于这个文化名家对你有没有影响，影响你的是什么，在你人生的哪一段影响了你，难忘他的是什么。等等。如果没有影响，你硬要写，那就苍白，是无病呻吟。如果利用逝者给自己做广告，往自己脸上贴金，为自己的名利算计，那就太没品位了。

          过度美化逝者，其实是对逝者的伤害，不分青红皂白，把逝者捧得天花乱坠，那就是丑化。真正的文化名家，都很谦逊，知道自己的分量。如果他们地下有知，看到人间如此浮夸的评价，不知会有什么感想。当然，掩耳盗铃、欺世盗名的所谓名流，另当别论。

 悼文太过犹不及，感人心者是家常话。特别喜欢鲁迅写的悼文。比如在《回忆韦素园君》中他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这是对某些流俗悼文的辛辣批评。而《忆刘半农君》，则娓娓细说，侃侃而谈，叙优点，论缺点，优点中包含缺点，缺点中包含优点，信笔写来，味之无穷。比如谈到刘半农的浅，鲁迅这样写：“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5月2日，山东大学陈炎教授去世了。5月11日，从《齐鲁晚报》上我看到吕家乡先生的一篇悼文《哲人陈炎》，吕先生描述了跟陈炎接触的点点滴滴，更有关于生死、关于个人和社会、宇宙关系的哲思。悼文一点不空泛。我剪下来收藏了。(注：发表在5月18日《大众日报》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