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女诗人余秀华被贴上“脑瘫诗人”“农民诗人”标签,经过网络和媒体发酵后被迅速推向大众。国内两家出版社争相出版其诗集。1月31日,本报记者赴京对余秀华进行了专访——
余秀华:请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

 □　本报记者　卢昱　逄春阶

　　2015年1月31日下午,冬末的北京,像初春。碧空下的地坛公园,游人如织。有300多年树龄的古柏上挂着一串串火红的灯笼,耀人眼目。
　　这里,曾是身患残疾的作家史铁生天天光临之地,名篇《我与地坛》记录下了这里的一草一木。
　　就在地坛边上的广西师大出版社驻京“理想国”书房,同样身患残疾的女诗人余秀华,从遥远的湖北钟祥横店村,来到这里,参加她的首本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新书发布会。
　　她穿着红棉袄,走路倾斜,双脚套着一双崭新的米黄色雪地靴,“这是我妈刚给我买的,说北京冷。”
　　发布会结束后,记者问余秀华,喜欢史铁生吗?地坛就在眼前。她说:“当然喜欢,我也很想去地坛走走。”因为疾病,她说话有些口齿不清,面部肌肉的抽搐让她的神情显得有点紧张。但她思维敏捷,对于围绕自己所产生的“现象”,往往一语中的。
    “我的身体倾斜,
            如瘪了一只胎的汽车”
　　“我心智成熟得太晚,小时候的事情根本记不得。我记忆力也不好,自己去年写的诗,现在就记不起来了。”余秀华的幼年经历,是从家人口中知悉的。
　　因为出生时倒产、缺氧而导致脑部缺陷,余秀华到6岁才结束爬来爬去的日子,开始学会走路。走,对幼年时代的她非常困难,家人先是给她做了学步车,后来又换成拐棍,再后来才摇摇晃晃地迈步。
　　余秀华8岁时,才和小她两岁的弟弟一同入学。那时候上学放学,她都是父亲背着。上初中时,弟弟骑着一辆28自行车载着姐姐上学。她身体不协调,在后座上总是摇摇晃晃坐不住,弟弟骑起来特别困难,有时候很恼火,对她不耐烦。
　　高中时,余秀华寄宿学校。因为手脚不利索、动作慢,打饭时总抢不过别人,有时剩饭剩菜也抢不着,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高二那年,她辍学回老家,从此每天忙着烧火做饭、扫地喂猪,在春秋季节看稻场、剥棉花。
　　余秀华19岁结婚,丈夫尹世平大她12岁。当时,这个四川籍男子在荆门打工。家人觉得余秀华身有残疾,能找个对象就不错了。
　　婚后,丈夫一直在荆门市做建筑工,偶尔回家。孩子两岁后,两人就开始争吵不断。3年前,因为在荆门讨不到工钱,丈夫背起行囊到北京打工,每年只在过年时回家。丈夫有时苦闷,喝点酒耍耍性子,遇到脾气同样不好的余秀华,开始针尖对麦芒。两人闹过几次离婚,都被余秀华的父母劝住了。
　　去年正月,母亲给余秀华买回20多只兔子。这些兔子成了余秀华的宝贝,她不能下地干活,在家既能照看兔子,还能卖些钱买药。每天早起吃饭前,她都先去地里割一筐鲜草,喂饱兔子。
　　像梦境一般,2015年1月中旬,几乎一夜之间,余秀华的作品在网络中被反复传递和谈论,并迅速红遍大江南北。
　　虽然才39岁,但余秀华爱称自己“是个年纪大的女人”,面对络绎不绝的采访者们,余秀华欣然迎之。“我对什么都看得比较平淡。虽然我很高兴,但我心里还是很平静的,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我应该欣喜若狂的,但是没有,我一直很平静。今天来北京,我还是很平静。”她一字一字地吐露着心声。
　　记者们纷至沓来,兔子却一只只死去。她感到伤心,“小兔子也死得差不多了。这个真的是怪我,也许是那一天喂多了。兔子死了具体多少只我是知道的,但媒体来了多少个我真记不住。有报道说兔子死了,记者来了,其实没有太必然的关系,那是玩笑话,记者没来之前也死过。”
　　玩笑归玩笑,余秀华说很愿和媒体人成为朋友。她有着自己的解释:“因为你们首先是自然的人,然后才是作为媒体的人。我把你们的自然属性放在社会属性前面,所以就想把你们作为朋友。至于烦不烦,到今天为止,我还觉得不怎么烦,就是有时有点累,这个和你们没关系。”
　　其实,余秀华自身亦是如此——先从自然属性的女人,后到社会属性的诗人。
　　“我的身体倾斜,如瘪了一只胎的汽车。我的嘴也倾斜,这总让人不快。这个身体,把我在人间驮了39年了,相依为命,相互憎恨。”她的诗歌里时常会出现这些字眼,但她不得不接受身体的缺陷。
　　“出版第一本诗集,我很高兴,诗歌变成文字,在纸上表达出来,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余秀华难掩心中兴奋,在此之前,她断断续续写了16年诗,共2000多首,少有发表。“真正认真写诗是从2003年开始。”
    “爱情?有个屁爱情!”
　　余秀华面对大家朗诵的是《今夜,我特别想你》。如果不是面对面,单听她的声音,是哭腔,传递出一种压抑和苍凉。
　　“婚姻是扭曲的。我常常想这是神的旨意吗,我们是谁欠了谁,要用最牢靠的关系来一生为敌?而现在我的内心已经摆脱了它,可还是想把头埋进土里,疼却不哭。”余秀华对自己的婚姻如是评价。
　　当记者提及“爱情”这个字眼,她干脆利落地回答:“爱情?有个屁爱情!”
　　“说到底,我不过是一个残疾的农村妇女。”虽然看清了现实,但在余秀华的心底,爱情是她一直在追寻和思考的东西,“爱情打开的应该是生命的情绪,或冷或暖。因为它和诗歌是完全不相同的东西。诗歌是要让自己抵达自己,爱情是让世界抵达自己。”
　　“许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爱过,我爱过什么人,我的爱有没有改变他内心的次序和他对世界的看法。如果爱情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我们有没有必要清新地活着,或者清新地活一阵子。我了解自己的性格,我以为自己到100岁也能疯狂去爱,不管爱多少人,或者就那一个人。而到了现在的岁数,我突然期待尘埃落定,但我还没有找到爱情里最根本的东西。”余秀华如是反思。
　　“我身份的顺序是这样的:女人、农民、诗人。这个顺序永远不会变,但如果你们在读我诗歌的时候,忘记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余秀华说。
　　“作为一个农人,我羞于用笔墨说出对一颗麦子的情怀。我只能把它放在嘴里,咀嚼从秋到夏的过程。”余秀华的诗句透出了她独特的农民视角。
　　在村里,余秀华跟谁都不怎么熟,也说不上几句话。她不怎么在村里走动,对村里人聊的家长里短毫无兴趣。“我会泼妇骂街,当然我本身就是一个农妇。”她大笑道。
　　“每天割草喂兔子,为一个兔子的死而悲伤。在农村,人与人隔得也非常远,他们除了打麻将几乎没有别的娱乐,这不是堕落,而是真正的可怜。”在余秀华的眼睛里,一个人就是一个下沉的过程,包括庄稼、野草、兔子和经过村庄的云。就在下沉过程中,她还在抗争着。
　　“因为我还活着,因为活着是一件过于具体的事情。要怎样活着才真实,容不得半点虚妄。而我却喜欢虚妄,仿佛饮鸩止渴,总想干一点不合实际的事情麻醉自己,麻醉一颗深谙世事、看穿一切又不能说出的心。”余秀华抿嘴笑道。
    诗充当了一根拐杖
　　余秀华和村里人的不同之处,是捧着书,冥想,写作。
　　每天上午是她的看书时间。她最喜欢的书是《悲惨世界》,喜欢书里的语言、结构、思想,“那种对人性的刻画,真是好!”
　　余秀华爱读诗。在她房间的诗集中,几乎每页都有她随手写下的感受和批注。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她关注着一批与自己诗观相似的诗人:北岛、海子、食指,还有青蛙、田晓隐、朵渔、雷平阳、左岸、夜鱼、张作梗等等。
　　走近,再走进诗歌。朝晖夕阴,时间不定,她会花大把时间写作。她的手不灵活,只能用一根手指敲着键盘,把诗的一字一句塞进电脑。
　　“诗歌和我是一种相互的需要,其中一个发出呼唤的时候,另一个就会到来。就像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我的痛和苦都是因为对人生过于热爱。孤独,但不虚伪。”余秀华如是阐释自己的诗观。
　　在清晨的狗吠声中,在后山黄昏,给油菜地灌水时,在月色里的花椒树旁,在田野里打柴禾时,在二十四节气变化的棉花地里,在村子里散步,哪怕去一趟小卖部的间隙,余秀华都向内心的“诗兽”发出呼唤。
　　“在我的意象里,诗就是一座山,没有顶的山。既然入了山,我就不担心它抛弃我,所以我时急时缓地往上爬。只是从一开始,我就把它看成我一个人的事情,与任何人没有关系。所以,我从没有拿诗歌去追求名利的东西。有了名利的人同样会和我思考同一个问题:诗歌的本质,它带给我们的会是什么。”余秀华的思绪又进入了诗境。
　　山乡里的一切静谧、细腻,在余秀华这里得到发扬。在她的诗里出现一串串场景:窗外的雨,一滴抱着一滴,一滴推着一滴；离夏天的果实还有百步之遥；时光落在村庄里,我义无反顾地捧着,如捧一块玉,身边响起的都是瓦碎之音；不管厚土多厚,一个人走进去,总是很轻。这些带着人文精神的思考,恰恰是现代浮躁社会所缺失的,她的诗如木槌,敲击着榆木疙瘩制成的木鱼,唤醒着城里人的麻木。
　　“我以为文字在取悦自己和别人的同时,是肩负责任的,它应该是一扇门,把自己往人性的深处指引。我是那么着急,写了许多年的诗,它没有给我一条明晰的路。我的文字会感动别人,这算是成功,但是远远不够,但是我不知道它还欠缺什么。”余秀华的忧虑不无道理,随着网络的发展,文字泛滥成灾,有时候她想停下来,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停下来,内心有些许不安。
　　余秀华的丈夫从不读她的诗,也没兴趣读。余秀华转述丈夫的话是:“你们这样捧她都是一时的,过去就没了。你们能不能帮她在北京找份工作啊,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块钱就行。”
　　余秀华说:“我的孩子也不读诗歌,也没有这方面的交流。我的邻居都是农民,没有看诗的人,或者很少。他们谈论的只是我被采访这个事情,但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本质。”
　　面对亲人和邻人对诗歌的漠然,她有说不出的寂寞。把世事看穿却不说破,注定了余秀华的“活着”是孤独的,“我和所有这个年纪的女人一样:安于现有的生活状态,不管它多苦。我不知道如果我会打麻将,是不是一定就是他们的一份子,但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厌倦。这么多年,除了诗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令我厌倦。”余秀华说。
　　余秀华期待读者:“请不要用异样眼光看,希望我写出的诗只是余秀华的,而不是脑瘫者余秀华,或者农民余秀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