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究起来,被冠名“卖菜叔”的姚启中,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他不过就是老老实实地卖菜,闲暇写写自己的经历,激励自己坚强地活在当下。而从社会学意义上讲,恰恰他的“北漂”经历,对研究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具有标本价值。所以,他的《卖菜叔日记》甫一面世,即引起更多人关注。

 

“卖菜叔”:直面现实,怀揣梦想

                 大众日报逄春阶  卢昱

 

编者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期盼与梦想,农人希望田里的庄稼每一季都有金灿灿、沉甸甸的收获；城里人希望自己能住上宽敞满意的房子；环保者希望我们的绿荫更多,天空更蓝；理想者希望我们的社会更公正更和谐。年轻人希望有更自由的发展空间；银发者希望老有所依,天年颐养……而每一个人的梦想,都与国家的强盛紧密相连,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如同“民族复兴”这棵大树上舞动的枝叶,小小的个体生机,会点染成大树蓬勃的活力。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又如同滴滴涓水,汇聚在一起便成一股强流,成为推动“中国梦”实现的能量。

　　我们出生在一个历史转折期的大时代,这个时代是最接近中国梦想的时代,有个体实现梦想的广阔空间。人立于世,有梦想才有盼头。有梦想,才会活出自己的“出彩人生”。周末人物栏目今天起推出“中国梦·出彩人生”专栏,将陆续向读者介绍梦想人物,希望他们的奋斗故事,能成为你人生路上的激励。

 

 

　　 4月6日下午5点45分,在北京丰台区一个叫鹅凤营的小村,我们见到了“卖菜叔”姚启中。其实,“卖菜叔”年龄并不大,40岁,中等个。在他租的小平房里,我们聊了2个小时。

　　“真跟做梦一样,我小学四年级没毕业,还能出书,怎么可能呢?”姚启中说。

　　“咱只有看报纸、看电视的份儿,哪能上了报纸、电视?中央台、北京台、湖南台,还有报纸,网络……”姚启中说。

　　姚启中漂在北京16年,16年搬了9次家。他先是卖了6年自制咸菜,后来改卖姜蒜。

生意不好做,写字熬时间

　　卖菜卖到2007年,姚启中算是在北京落下脚了,可是这一年的生意不好做,好多一起卖菜的伙计,打牌,搓麻将,熬时间呗。他呢,什么也不会。那一阵,他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的二儿子姚五一,进了武术学校,比赛开始拿名次了。

　　他就在废旧纸上记录儿子的获奖记录,大大小小的都记下。

　　在我们坐着的那五六平米大小的房间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奖状,这些都是二儿子得的。

　　2009年,姚启中开始写孩子的成长记录。姚启中在一则日记里写道:“2011年12月25日,是哈萨克斯坦国家成立二十周年大庆,那一天,是姚五一示(施)展拳脚的地方,12月27日凯旋归来,他给爸捎回一张‘珍贵’的纸,算是沉甸甸的礼物!并给老爸带来了永磨不灭(永不磨灭)的梦想……儿子加油吧!吃苦就是吃补,未来世界的星路,没有你那是不可能的。”姚启中说,他记录的是,儿子到哈萨克斯坦比赛,带回一张50美元的纸币。

　　“吃苦就是吃补。”姚启中经常提到这句话。

　　我们感觉,他的妻子李荣比他会说,特别是说到过去的苦难经历,绘声绘色。

　　李荣说:“说起他这辈子的头半截,别提了,可惨了!我一嫁过去就哭。嫁给他都因为我妈太相信他了。我就是嫌他没有母亲,不愿意,媒人说有公公多好,结婚那天,我看到一个老头儿不精神,在外面转悠,没想到,那是俺公公,是个傻子。”让媒人“骗”了,李荣的心凉透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姚启中的家史,一言难尽。

写到伤心处,泪常滴稿纸

　　2010年,姚启中开始记录家史。写到伤心处,经常泪滴稿纸。李荣抢着插话:“我们是一个地方的,安徽省阜阳。他们家太穷了,东边住了几辈人的房子是用泥巴堆砌起来的,又黑又矮,曾给生产队拴过牲口、当过仓库。”姚启中回忆道,连西边的两间茅屋都是母亲用120斤小麦苦苦哀求邻居换来的。

　　“母亲给我取的小名叫‘扛事’,她希望未来有天大的诱惑和不幸我都扛得住。”姚启中说。

　　“我母亲心灵手巧,村里人都找她做针线活。可做饭却是她最犯愁的事情。家里要什么没什么,从柴火垛上掐点红薯叶子,再盛一瓢玉米糁子拌咸菜疙瘩,这就是我们的午饭。因为粮食不够,我们家晚上很少吃饭。”　

　　除了饥饿的记忆,童年时期的姚启中还梦想活得有尊严。“我们家是全村人进出的必经之路,更是全村老少的‘娱乐’场所。我父亲生性窝囊,撑不起事,除了受人家嘲笑,唯一能让人想起他的就是谁家有了丧事,都少不了父亲——留下来给他们看大门。我们家周围连棵树都栽不起来,刚栽上,人家就又拴猪又拴牲口,全给糟蹋坏了。”

　　姚启中回忆道,母亲总看不上父亲。“有一次,我父亲和同村一个人到淮南去拉了一车煤回来,中途却掉进河里。他走路抬不起脚,总是蹚着走。母亲只要看到他从地里背着个破粪箕子斜斜歪歪地回来,就气得说不出话来。”

　　而在姚启中9岁那年的秋收时节,发生了一件让他终生难忘的事情——母亲欲投河自尽。“每天连吃饭都成问题,又整天对着我糊里糊涂的父亲,她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姚启中说,“是邻居家的大姐把母亲托上岸来,劝她两个多钟头,我那半智障的父亲还在地里忙着切红薯片子。当时我被吓坏了,呆呆地站在一边咧着嘴哭,那天我几乎把眼泪都哭干了。”

　　姚启中不到10岁,母亲就抑郁而死。智障的父亲拉巴着姚启中和哥哥过着日子。1995年,姚启中的父亲又去世了。

　　把童年的遭遇,写下来。尽管文有时不通,字有时不顺,但都是自己的感受。他都小心翼翼珍藏在床底下,柜子里。

神秘顾客,催生了“卖菜叔”

　　2011年4月的某一天,有两个外国人到姚启中的摊位前买姜蒜,姚启中像往常一样,闲暇下来,就在小本子上“创作”。他卖的是姜蒜,顾客少,一般顾客买一点,就够吃一星期的。他就在空隙里写。

　　而好奇的外国人问,你不是卖菜的吗?记录什么呢?他说写日记。

　　这两个外国人感兴趣了,他们要了解“北漂农民”的状态,跟踪采访到了姚启中的住处,后来作了报道。“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美联社的,男的叫胡春明,女的叫莫瑞里奥。”姚启中说。

　　记者一报道,网络跟进,“卖菜叔”就诞生了。于是各路记者都来了。

　　过程大致如此。

　　姚启中记日记,只是想给孩子们留些东西。“我不想百年之后,我看不见他们了,没办法教育他们时,他们就学坏,或者自暴自弃,或者发达了就追求享乐,这些都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我会继续记录我的生活。不管别人怎么评论我,我的目的是好的,我只是想教育好孩子。”

　　“你看,是我孩子的卓越逼得我不能虚度光阴!”姚启中笑着说,“儿子从6岁起就给我争光了,在学校成绩名列前茅。如今已获得了100多项武术比赛的荣誉,还考取了武术‘三段’。”

　　从姚启中嘴里蹦出“孩子的卓越逼得我不能虚度光阴”,显得很不协调,这样的书面语言,是他刚学的,是为了应付记者采访的。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老家安徽也来人了,出版社就策划出了《卖菜叔日记》。姚启中说,出版社给了两万块钱的稿费。

卖菜市场上的“明星”

　　4月7日上午不到10点,我们来到姚启中所在的天陶市场。这里人气非常旺。一进大门,就看到“天陶市场——《卖菜叔日记》诞生的摇篮”和“热烈祝贺《卖菜叔日记》出版”的横幅。

　　姚启中正在自己的摊位上忙活。73岁的潘桂春老人对记者说,姚启中好着呢。她经常来买他的东西。老人说,新华社的《新华每日电讯》、《北京晚报》,都表扬他,我都把报纸收集,给他送来。真佩服他,小学四年级,还写东西,很不容易。他哥哥也在卖菜,特老实。　

　　姚启中的哥哥姚启林,51岁,光棍,在市场外面的另一个摊位上。他头发都白了。我们说,你弟弟出名了,成名人了。哥哥嘿嘿一笑:“嗨,就那么回事吧。”哥哥显得非常淡定。

　　他们哥俩每天6点准时蹬着平板三轮车出门,哥哥蹬三轮,弟弟后面推。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他们总会在6点50分之前赶到距家5公里外的天陶市场。除了大年初一,他们几乎全年无歇。每隔2至3天,姚启林要跟弟弟到新发地市场上上货。

　　“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姚启林嘴里嘟囔着,招呼着生意。姚启中的哥哥没上过学。他最高兴的是,侄子到哈萨克斯坦比赛回来,给他捎了两盒烟。

　　姚启中所在的天陶市场经理张玉广说,“姚启中在这里十几年了,老实,厚道,从来没有跟人发生过矛盾,碰到难缠的顾客,他都能忍。这家子人,很困难。我们市场上能帮就尽量帮他,比如就让他们一家经营姜蒜。”

　　谈到《卖菜叔日记》,张经理说,这是好事,对市场发展有好处。“我们做了几块展板,把报纸上、网络上刊登的他的事都给弄上去,后来又弄了横幅。这属于市场文化啊。他这书对孩子有好处,让他们知道父母多艰苦,培养他们上学,挣点钱不容易。”

　　记者在姚启中摊位前,待了近两个小时,看到他的摊位比别的摊位明显人多。好多人都说,在电视上看到你了。姚启中就笑着作揖,其中有位姓纪的女士,拿起摆在菜摊上的《卖菜叔日记》,饶有兴趣地看了一会说,你这一边卖菜,一边写,一心二用啊。

　　11点20分,一位中年人笑眯眯过来,买上姜,他说,我跟他是老乡,是安徽亳州的。从报纸上看到老乡的经历,心里很佩服,也感叹。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记者看到老吴盯着姚启中,那眼神,就像一个慈爱的兄长。“风里来雨里去,很不容易。”老吴提着从姚启中摊上买的大姜,消失在人群中。

梦想家史能拍成电视剧

　　姚启中的温饱是解决了,但生活依然困难。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房租一年一万五,大儿子学费每年一万,二儿子每年一万六千八百,卖菜摊位费每年三万,还有吃喝……“一年,必须赚够8万块钱,家才能转动。所以,天天不敢闲着,不敢有病。”姚启中说。

　　姚启中说,自己的家史太值得写了,真想全写出来,要是能拍成电视剧、电影就好了,让大家都知道。让大家知道农民工也有梦想。他说现在已经写了10多万字。

　　很多人知道这位“卖菜叔”坚持写作,给他送来了纸笔,“家里还有七斤多稿纸呢。”

　　当然,姚启中更现实的梦想是希望儿子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离开姚启中时,看到他正低头趴在摊前写。

　　记者想跟姚启中说:一定不要受干扰,不要丢失那份真纯与朴实。不要照着媒体塑造的样子做,不要太刻意写,不要太苦自己。就做自己,把菜卖好,把书写好,好梦成真……

 

  “山东是我的福地”

□　本报记者　卢昱

　　1991年,19岁的姚启中离开安徽老家到山东威海打工。一年赚了两千多块钱,改变了他的命运。谈到山东,姚启中说,“那是我的福地。”

　　“我在威海打工挣钱,终于给这个一贫如洗的家摘掉了穷帽子。离家千里之外能遇到一位好老板,年底放工时分文不欠。我家的几间老土坯房子,在这一年拆掉,三间简易新瓦房拔地而起,这对以前的姚家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然而,就在这一年,姚启中却差点去见了阎王。有一回工地缺小工,工头分派姚启中到冷库顶上,拉混凝土水泥浆。“这座两层冷库房的高度相当于普通住宅楼的三层楼高。我站在二层冷库房顶上,双手使足了劲往上拉装满水泥的皮桶。过了一会儿,我累极了,就想找个地方休息会儿,就来到冷库大门前的雨棚阳台。我也没考虑安全不安全,就在我要踩上一根木杠子的时候,右脚一下子踩空了,身体突然失去重心往下坠落!大概过了几分钟,才渐渐缓了过来,发现自己正好掉在水泥袋上面,是头下的橡皮桶救了自己一命。“真是大难不死!”

　　姚启中只是觉得后脑勺震得疼,心里发慌,觉得没什么大碍,就站起来继续干活。他的“坚强”被全工地的人议论纷纷,大家都说他傻,还有人好心提醒:“你都这样了,休息半个月一个月照样给你记工。”“我觉得我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没出一点事是我上辈子积来的福分,我更觉得大难过后必有后福,我要好好活下去,还要活出人样来!那天我忍着浑身的疼痛接着干自己的活,‘姚傻子’这个绰号瞬间传开。”

　　“当时在威海一天挣4.2元,老板(工头)看我能吃苦,一个人能干两个人的活儿,给我涨到7.5元,能吃苦不吃亏。吃苦就是吃补。”姚启中笑着说。

　　1995年,姚启中的父亲去世,一大家子的重担都落在了姚启中的肩上。姚启中萌生了去北京做生意的念头。姚启中决定再打一年工,攒了本钱再做打算。　

　　1996年上半年,姚启中乘坐村里农民工专用车辆赶往威海。车行驶到烟台至牟平之间的一个半山腰间时,突然被后面飞速驶来的一辆拉水泥的车给撞上了。“我的右手被碎玻璃扎得鲜血直流,还没反应过来,后面的那辆车又猛地撞了一下我们的车尾。当时我心想:这下彻底完蛋了!过了半个多小时,我才迷迷糊糊地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几乎每个人都受了伤。”

　　再次经历大难的姚启中,伤愈后继续在威海打工,直到攒够钱去北京。“我在威海真是呆不够,山东的水好喝呢,南方的水发涩,难喝,我跟威海真有缘呢。”

　　姚启中说,在威海有三个改变他命运的人,恩一直没能回报,他一直很挂念。他想通过《大众日报》向三位恩人问好,“徐元昌、徐承志、丛学日三位师傅,我一直在争气,不会让你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