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逄观星·周三有约

这哪里是在演戏

——观电影《最爱》《在一起》

　　                      □　逄春阶

　　正在上映的《最爱》我看了,让我琢磨了好几天。电影在艺术上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我依然认为它是一部弘扬大爱的电影。顾长卫的话好像在电影里没表达充分,又与青年纪录片导演赵亮一起,将电影拍摄过程中的花絮,制作成纪录片《在一起》,免费在网上播放。我也看了,很感动,真地很感动。我建议大家即使不看《最爱》,也要看看《在一起》,拍得很真实,触目惊心的真实,真实得滚烫。

　　我为三名艾滋病感染者在拍摄过程中,自愿决定去除遮挡,成为反歧视宣传的志愿者而感动。他们是老夏、小刘老师,还有小鑫的扮演者小冰涛。我能感受到他们顶着的巨大精神压力。感触最深的,是导演顾长卫给戴着红领巾的小冰涛说戏,让他一个人站在草丛里哭,顾长卫还启发孩子,想想怎么挨打,怎么受欺负,等等。看到小冰涛一咧嘴,拍摄人员立即冲上去,一开始孩子还是在表演着哭,但突然他大哭不止,那哭,简直是撕心裂肺,如决堤之水,滚滚而下,让人肝肠寸断。孩子已经不是在演戏,是在哭自己,在哭命运的不公,在哭到处受到歧视的委屈。当我看的时候,甚至骂顾长卫们,你们太残忍了,怎么能这样折磨一个孩子。但是,为了突出强烈的艺术效果,他们只能这么做。我遂逐渐原谅了这些人。

　　还有印象深刻的是,老夏、小刘老师和小冰涛三个人在野外谈心,是在繁花挂枝的樱树下,是在灿烂的阳光下。三个病毒感染者,像一家人,很轻松地在谈什么时候死,一年还是五年。小刘老师说,我下辈子投胎,还投生个女人,我要好好活着。而小冰涛说,下辈子我想投(生)个鸟儿,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老夏说,我死了,就把我扔海里吧,也别占地了。小刘无奈地说,艾滋病感染者活着没有尊严,死了也没有尊严。他们谈得很从容,越从容,越沉重。《最爱》有一个场景,小冰涛扮演的小鑫走着走着突然晕倒死去。情节中没有哭的设计,但拍完这个“死”的镜头,“活过来”的小冰涛哭了。小刘老师说:“别哭,演戏呢!”这确实是在演戏!这哪里又是演戏?!谁该为小冰涛的不幸负责?!这一切怎么就能发生在我们身边?

　　章子怡、郭富城、濮存昕、蒋雯丽、蔡国庆等大明星,在影片《最爱》中的表演,我觉得不算上乘,但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来反对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可圈可点。他们做得都很自然,没有刻意,是发自内心的；是表演,但在生活中又都是真实地相处。我看到章子怡甚至把自己的小侄女都请过来跟小冰涛玩,毫无芥蒂。这看起来是举手之劳,是“为弱者折枝”,而不是“挟太山以超北海”,但是设身处地想,他们能做到这一步的确不容易。我们该为他们鼓掌。

　　明星,特别是耀眼的明星,就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倡导者,带头者,传播者,在大家还存有疑虑的时候,果断站出来,比如反对歧视,消除误解,让弱者得到安慰。艾滋病感染者是不幸的,是无辜的。他们受到的歧视,如冰冷的利刃在心上戳。我们大家都该送上一份温暖。

　　我为那么多的普通人自愿参与拍摄、关爱艾滋病患者所感动。关爱患者,就是关爱我们自己。小冰涛说:“好多人,见了我都躲得远远的,我就赌气地想,我就要传染给歧视我的人,让他们跟我一样。这样,他们就不歧视我了；越亲近我的人,我越不希望传染给他们。”童言无忌。小冰涛的话,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最爱》中,章子怡扮演的艾滋病患者琴琴和郭富城扮演的艾滋病患者得意,穿着鲜艳的衣服,在村子里散发喜糖,要让村人知道自己结婚了,但是大家都关着门,唯恐病菌传染过来。这冰冷的现实,让人欲哭无泪。在结尾,琴琴手拿着红红的结婚证,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符合结婚条件,准予结婚。”重复了三遍,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微笑着在念,这是在向命运控诉,这是在宣布:我活着该有尊严,这是我的权利!因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人”是一个一个鲜活的个体,作为个体的人,有着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个性、独立的思想、独立的存在价值,从社会和法律地位来说,“人”与“人”是完全平等的,不管你是身体健康者还是患者。所以,艺术家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要有能力反映出“人”的真实情感,必须以关心、爱护和重视每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理念来取舍,尤其要关注那些弱者和边缘者。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最爱》和《在一起》,老顾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拍电影。这样有良心的电影,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