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逄春阶

    舜耕会堂第二、第三会议室文艺界的委员们对中华文化标志城话题的讨论热情不减。其中，潘鲁生、殷允岭的“加减”之争，孔祥林、孔庆生的“恢复祭祀礼仪”之争，最具代表性。

    1月23日下午，在第三会议室，省政协委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单刀直入：“中华文化标志城，只能用减法，不能用加法。不能大而全，它是象征性的，精神至上的东西，它应该以中华文化为主体，以儒家文化为主导，以孔孟之乡为依托，以孔子形象为象征，旨在增强全球华人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的凝聚力，而不是将其建成一个‘锦绣中华’式的新版‘微缩景观’。就是要打儒家文化牌，打‘孔子’牌。”

    来自济宁的省政协委员、著名作家殷允岭坐在潘鲁生对面，他的观点跟潘相对：“我觉得该用加法。文化标志城，重在标志，是高度抽象的东西，如果你用减法，把中华文化仅仅减成儒家文化，那是不全面的。我觉得中华文化标志城应该聚焦到一个亮点上，也就是要提炼成一个五彩缤纷的明珠，只有五彩缤纷，才能在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方向显出它的魅力，我心中的标志城是多重的。五彩缤纷才能和谐，单一无法和谐，所以，需要的是增加，而不是一味地减，要符合大众形象。”

      1月24日上午，在第二会议室，省政协委员、曲阜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孔祥林和省政协委员、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孔庆生也在争论。作为孔子的第75代传人，孔祥林认为，中华文化标志城在整体设计上应该突出两大块，一块是作为主线的文化，一块是作为副线的血缘世系，作为主线的文化，就是儒家文化，我觉得应该恢复过去祭祀仪式，过去的音乐啊歌舞啊等，都要恢复，祭祀仪式也是一种标志，它已经成为非物质遗产，这不是迷信，是一种对祖先的虔诚报答，也就是传统意义上说的“崇德报功”。而强调血缘世系，就是强调中华民族的根，比如可以突出血缘中的姓氏文化，增加人的参与性。

    作为孔子第73代传人的孔庆生不同意他本家的看法，他说：“恢复过去的祭祀仪式，那是行不通的，这不符合社会潮流。现在人们追求人性和个性化，无论怎么说朝拜都带有一定迷信色彩，你硬去推行，那就是逆潮流而动。当然，单纯娱乐表演是另一码事。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讲，我觉得，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很重要的一点是保护地上文物，而地下文物也要保护。”

     记者在采访科技界委员、山东建筑大学建筑规划学院院长刘甦时，提到文艺界的争论，他笑着告诉记者：“争论争论有好处。我作为一名建筑教育工作者，经常被同行和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齐鲁建筑的特色是什么？’诚然，齐鲁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深远，但齐鲁文化在建筑上的物化表现却一直是我们的困惑，这也正是我们应当重视进一步挖掘齐鲁传统文化内涵的必要性之一。可以相信，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给明晰齐鲁建筑风格带来契机。”